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设置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学究竟是重视理论还是重视实用，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浙江大学由求是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演变而来，对实用技术教育非常重视；再加上无论是清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把实用技术教育放在首位，因此要想改变这一传统，非常困难。
    
    1936年5月9日，竺可桢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时就提出要设立中国文学系、史地系和一年级不分系等议案。最后一项议案虽然讨论最久，但还是成立以郑晓沧、胡刚复、苏步青等人为首的公共科目分配委员会，将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前些年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还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作为数学家，他能够说这样的话，显然与竺可桢当年的主张有关。
    
    1936年9月，是竺可桢上任后的第一个新学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学同学会上发言说，哈佛大学的办学方针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主张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二是学校的课程应该更重视理论，而不是只注重实用。他强调，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基本一致，但是德国、意大利、苏联却与此大相径庭。
    
    抗日战争胜利后，竺可桢注意到美国教育界在反思战争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通才教育的意义。他读了着名教育家纽曼《论大学教育范围与性质》后感受很深，立刻为《大公报》撰写《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再次提出通才教育等问题，希望纠正多年来形成的重理轻文、重技术轻理论以及在学生中弥漫的「谋生不谋道」的坏风气。不久，他好像从费正清夫人费慰梅那里得到哈佛大学关于通才教育的报告，其中讲到通才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民主国家的国民能够对选举和择业有清醒的认识，以及通才教育虽然「不能使人成为良医、大律师，但能使人与医师、律师接谈以后，知其良莠」。这就进一步加固了他坚持通才教育的信念。　
    （浙大校长竺可桢之三．完）
    
    智效民 2004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