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1943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工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8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两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1943年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化工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惟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惟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1944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走。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1944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中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1945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1944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1946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
    
    2005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