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的篇幅和专题报道的形式介绍了浙江大学的招生情况，现转录如下。（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们招生不给搞腐败的人抬轿子
在四校合并之前有一年，浙江大学在浙江招生人数不过800多人，而递来要求照顾的“条子”达到300多张，甚至有19张条子都是在为同一个考生说话的。
而在今天，“条子”在浙大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招生工作在浙江大学也不再被人视为“肥差”。“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今年录取的5450名新生中，没有一位是靠关系、凭条子进来。”浙大招办负责人说。
家长们相信，没有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浙大招生办主任程艺看来，阳光招生驱走了老师眼前的阴影。“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
但家长们却相信，没有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师，你说，多少钱能解决问题？’这是家长们的常用语。”一位老师说。
开始，面对“顽固”的家长们，老师们还都很客气地解释浙大的政策。可他们发现，越解释，家长反而越认为老师们是在欲擒故纵。
这时，张浦生老师通常给家长两条路选择：一条是留下钱，回去交到招办，不论孩子考多少分，一律不录取；另外一条是拿走钱，能录取肯定录取。
董志明老师是浙大纪委常委。有一年，他到基层去招生，一个县商业局局长的孩子想进入浙大保送生的行列。一下飞机，这位家长就等在机场，董志明让司机在街上转圈儿，甩掉了这位家长，但第二天还是被他找到了。这位家长是拿着礼物来的。董老师明确告诉他，自己是纪委专门负责招生监督的。家长说，我送错了。
从此，董志明老师学了一招，在他的名片上，除了印有招生组组长的头衔，还特意加上另外一个头衔：纪委常委。
对一些与学校有合作关系的单位和企业，不能当面得罪，老师们就想出一个办法。一次，与浙大有合作关系的一家企业希望浙大能照顾，张浦生老师给他们出了一个招：“你们去找潘校长。如果他写条子，我就办。”
“知道潘校长根本不会写这样的条子，我才出个这个招，否则，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张老师说。
有的学生明明在录取范围之内，可是因为家长的行为，却失去了机会。李凤旺老师在外地招保送生，一位家长送来满满一个档案袋的钱。按照这个孩子的成绩，在录取范围之内，但就是因为家长的行为，最后没有录取这名学生。
每个招生组的信箱都曾塞满了条子
“与许多高校一样，浙大以前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条子———来自方方面面的条子。”程艺说，那时，每个省的招生组都有一个信箱，每个组的信箱几乎都塞满了条子，有的信箱的条子多得快要掉下来了。
一位杭州考生报考浙大。按照这位考生的成绩，百分之百可以被录取。可是这位考生家长还是托人送来了条子。
招办的老师特别不理解。这位家长说：知道孩子成绩够了，可是不送条子，就怕孩子要吃亏。
而如今，报考浙大，考生和家长完全用不着找熟人打招呼、递条子、送钱物、拉关系。不符合条件，打招呼、递条子、拉关系没有用；符合条件的，没有条子、不打招呼、没有关系照样录取。
程艺说，浙大绝不向考生收取任何与录取挂钩的费用，也不会招收任何一个“条子”生，浙大招生的标准只有一个———择优而取，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
这个原则在自己人身上同样管用
田丽老师是一个招生组的组长。她的孩子在杭州一所重点中学就读，成绩优异，曾在全国学科竞赛中获过一等奖，也符合浙大的保送生资格要求。可在浙大专门派遣的专家组到这所学校面试时，没有人知道这是田老师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田老师的孩子最后面试没有通过。
“为什么不先打个招呼？”许多人为田老师惋惜。
“打招呼也没用。”田老师清楚。
“其实，单单有原则还不够，招生老师还必须练就火眼金睛。”程艺说。在省级优秀生刚刚出现的时候，她曾经对一个学生进行“电话面试”，感觉这个学生与材料中介绍的不太一样，就拒绝了这名学生。第二天，一个女同志拿着一个牛皮袋子来到浙大，上面印着某市招办的字样，说是送材料的。
程艺明白，这又是一个专门坐飞机来为领导子女送材料的人。她当场否决：“我不会给腐败的人抬轿子。”
“在浙大开后门特别难，托关系、送礼全都不管用。”杭州的王先生说。今年他家的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离浙大录取线还差一分，孩子又很想上浙大，所以就希望能为孩子找一个关系。“但全没有用”，王先生说，“做家长的都想让孩子上好学校，可在浙大是想烧香都找不着庙门。”
招生中暗箱操作，不可能
“要想在浙大招生中搞暗箱操作，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该校江西招生组组长吴星义说。
在近年来的招生中，浙大坚持信息公开制度，与招生有关的报名、录取等各类信息和招生录取的计划、办法甚至各专业的录取最低分数线，都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和考生公布；在专业志愿投档中，严格按“高考分数与专业志愿兼顾”原则；超过规定范围提档、调整招生计划，必须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批，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
关口一：校长说了不算，招办说了不算，招生老师说了不算
姒健敏是浙江大学副校长。今年，他刚刚负责主管招生工作。
一个上海老板闻讯找到了姒健敏。他的孩子离浙大在上海的提档线只差1分。这位家长告诉姒健敏：上海这样的学生有3个。他建议扩招，说可以给钱，上百万元。
姒健敏告诉他：计划已经做好了，不能更改。
老板不信：钱能解决问题。校长有权力解决一切！
姒健敏对他说，校长没有权力，浙大的招生由招生办统一执行政策。
“招生办也没有权力。”浙大招生办主任程艺说，浙大有着一套严密的录取程序和办法，招生录取期间，学校各级招生人员都必须严格执行录取标准和录取程序，任何人都不能够“破”这个程序。学校还有完整的领导和监督班子，学校成立了招生委员会。即便是招生委员会主任，也不能独立决定重大原则问题，遇到重大事项必须经招生委员会研究，必要时提交校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作为招生组长，最大的权限就是根据分数确定学校的投档比例。”曾广杰老师说，招生组的老师们更重要的工作是帮助考生判断形势。他们最常说的四句话是：多少分以上没有问题；多少分是希望大于风险；多少分希望与风险同在；多少分干脆就没有希望。
招办副主任吕丰说，浙大对于保送生环节，将老师的推荐权和决定权有适度的分离。比如说，招生组组长看到好的学生，表态后回到学校向招办汇报，集体讨论定结果。
张为鄂老师说，有的学校政策不明确，手上给招生老师制造了诸多的调控权，这就容易出问题。“浙大之所以没有问题，就在于招生老师没有了权力的空间。”
关口二：录取过程彻底透明，每个专业的最低分都向社会公开
“实行网上录取后，考生档案全部电子化，由计算机授权操作，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都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招办副主任吕丰老师说，网络是透明的，冷冰冰的电脑只会用同一把尺子对待所有考生档案。“如果有人做手脚，计算机会有记录。”
今年浙大招生透明到底。在浙江的录取工作一结束，立刻把录取结果放到网上，并向当地的媒体发布消息，详细到每个专业的最高分和最低分，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成绩判断能上哪个专业。
招生时，浙大要求在网上公布所有招生组组长和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和住址，以方便家长和考生咨询。担心在网上公布电话和地址的普及面不够广泛，到了比较偏僻的地方，招生组的老师们恨不得在所有的媒体亮相，及时公布联系方式。
结果，魏仲权老师说，自己在河南招生时成了接线员。一边是手机，一边是房间电话。一位河南的家长按照地址找了过来。魏仲权老师一问，才知道是他们澳大利亚的亲戚在海外看到这一消息，打电话通知他们的。
关口三：通过不正当手段被录取，发现后一律取消入学资格
除此以外，浙大还有严格的监督机制，学校纪律监察委员会介入招生过程，全程参与监督操作过程。同时，通过各种媒体，把招生录取的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浙大纪委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从2000年以后一直监督本科生的全程招生。
浙大纪委负责人说，如果发现哪位浙大老师有接受考生及家长现金、有价证券等行为和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情况，任何人都可举报，不仅学校对此将严肃处理，同时这位老师也就丧失了今后在浙大的招生资格。如果有哪一位考生通过不正当手段、有舞弊行为而被录取，发现后则一律取消其入学资格、学籍。
浙大还规定，为每个保送生建立一套跟踪制度。如果一年下来，这个学生成绩不好，负责招生的老师就要受到质疑。几年连续都有问题，这位老师就会被取消参与招生的资格。
“阳光工程说到底就是四个字，一是公开，从高分到低分录取；二是简单。越复杂越不好操作。”张为鄂老师说。
张浚生的两个“条子生”
张浚生是浙江大学前党委书记，去年刚从任上退了下来。他说，自己在浙大当书记几年，没有办过一个“条子生”。
张浚生是一位“老浙大”，从1954年到浙大求学，后留校任教多年，1980年至1983任浙大党委副书记，1985年在杭州市委副书记任上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副社长，1998年回到母校。
“对‘条子’，许多人总认为，只要我说一句就顶用。”张浚生澄清，且不说浙大本身有着严格的招生程序，纪律不允许；就是从自身考虑，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求下面的同志要公正、公平，而自己一张张地批“条子”。张浚生认为，“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关键是因为抵当不了威胁和利诱。
每年招生季节，张浚生总会接到许多涉及招生的信件，信件中提出的要求是各式各样的，他一概转给校招生办，上面不写一句要求如何处理的话。他只提一个要求：对每封信都予以回复，这是礼貌。
张浚生说：“浙大从来不依靠这些不正当的钱。对权位、职位低的恐怕影响不了我，比我高的是否应该更自重？”
不过，张浚生也并非完全没有帮过人。
有一年，浙大在江西招生，招办的工作人员回来告诉他：有一位考生总分达到了浙大的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20多分，不够浙大当时录取的单科成绩要求。“20多分的英语成绩，却能达到浙大录取的总分要求，说明其他课程的成绩相当不错。”招办工作人员觉得很可惜。而初步了解，这位考生已是第二次报考浙大，上一年也是同样的情况。
张浚生让招办详细了解这位考生的情况。原来，这是一位单亲家庭的孩子，父母离异，父亲在外打工，长期与奶奶一起生活在偏远的农村，那里没有英语老师，他完全靠自学。
了解了情况，张浚生写了个“条子”让校招生小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录取了这位考生。张浚生还在录取通知书中专门写了个纸条，希望这位学生能好好学习，把英语补上去。
还有一次，3年前，贵州的一位女生给张浚生写了封信。信中说，她是一位文科生，按成绩，报考哪一所学校都没问题，但自己一直想读浙大。而这一年浙大不在贵州招文科学生，让这位学生很失望。
“后来一了解，这位考生还是贵州当年的文科状元。”张浚生把来信批转给校招办，希望能在贵州增加一个名额。“后来有没有被录取，就看招办的计划安排了。”
“如果这也算，那我就批过这两张‘条子’。”张浚生说。
校长潘云鹤说：声誉是大学的生命
“浙大招生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择优录取。”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说，声誉是高校的生命。
潘云鹤强调，招生不是一所学校自己的问题，它关系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为全国重点大学、百年老校，诚信既是浙大的传统，也是校风、学风的体现，招生录取工作同样要体现这一点。
针对“钱学交易”这一潜规则从被默认到明码标价，潘云鹤认为，这是由于人们为招生腐败共同撑起了一把保护伞。没有达到分数线的学生通过后门进入学校，把凭分数录取、凭分数上大学的公平底线轻易打破了。
潘云鹤说：不听“招呼”，不办“条子”，肯定会得罪人。可如果批了一个，就是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错误信息，最终会导致这个错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结果最后得罪的可能是几百人。“只有一个都不办，才会没有烦恼。”潘云鹤说。
潘云鹤说，对浙大而言，建设一流大学是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没有好生源，一切都是枉然。而一个没有公正形象的大学，很难想像会进入一流大学的行列。
潘云鹤说：“我们就是希望构造一个无法开后门的体系。”虽然仅凭分数评价考生的优劣，并不是科学的评价标准，但从目前而言，这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董碧水 原春琳)2005年09月21日
我们招生不给搞腐败的人抬轿子
在四校合并之前有一年，浙江大学在浙江招生人数不过800多人，而递来要求照顾的“条子”达到300多张，甚至有19张条子都是在为同一个考生说话的。
而在今天，“条子”在浙大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招生工作在浙江大学也不再被人视为“肥差”。“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今年录取的5450名新生中，没有一位是靠关系、凭条子进来。”浙大招办负责人说。
家长们相信，没有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浙大招生办主任程艺看来，阳光招生驱走了老师眼前的阴影。“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
但家长们却相信，没有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师，你说，多少钱能解决问题？’这是家长们的常用语。”一位老师说。
开始，面对“顽固”的家长们，老师们还都很客气地解释浙大的政策。可他们发现，越解释，家长反而越认为老师们是在欲擒故纵。
这时，张浦生老师通常给家长两条路选择：一条是留下钱，回去交到招办，不论孩子考多少分，一律不录取；另外一条是拿走钱，能录取肯定录取。
董志明老师是浙大纪委常委。有一年，他到基层去招生，一个县商业局局长的孩子想进入浙大保送生的行列。一下飞机，这位家长就等在机场，董志明让司机在街上转圈儿，甩掉了这位家长，但第二天还是被他找到了。这位家长是拿着礼物来的。董老师明确告诉他，自己是纪委专门负责招生监督的。家长说，我送错了。
从此，董志明老师学了一招，在他的名片上，除了印有招生组组长的头衔，还特意加上另外一个头衔：纪委常委。
对一些与学校有合作关系的单位和企业，不能当面得罪，老师们就想出一个办法。一次，与浙大有合作关系的一家企业希望浙大能照顾，张浦生老师给他们出了一个招：“你们去找潘校长。如果他写条子，我就办。”
“知道潘校长根本不会写这样的条子，我才出个这个招，否则，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张老师说。
有的学生明明在录取范围之内，可是因为家长的行为，却失去了机会。李凤旺老师在外地招保送生，一位家长送来满满一个档案袋的钱。按照这个孩子的成绩，在录取范围之内，但就是因为家长的行为，最后没有录取这名学生。
每个招生组的信箱都曾塞满了条子
“与许多高校一样，浙大以前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条子———来自方方面面的条子。”程艺说，那时，每个省的招生组都有一个信箱，每个组的信箱几乎都塞满了条子，有的信箱的条子多得快要掉下来了。
一位杭州考生报考浙大。按照这位考生的成绩，百分之百可以被录取。可是这位考生家长还是托人送来了条子。
招办的老师特别不理解。这位家长说：知道孩子成绩够了，可是不送条子，就怕孩子要吃亏。
而如今，报考浙大，考生和家长完全用不着找熟人打招呼、递条子、送钱物、拉关系。不符合条件，打招呼、递条子、拉关系没有用；符合条件的，没有条子、不打招呼、没有关系照样录取。
程艺说，浙大绝不向考生收取任何与录取挂钩的费用，也不会招收任何一个“条子”生，浙大招生的标准只有一个———择优而取，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
这个原则在自己人身上同样管用
田丽老师是一个招生组的组长。她的孩子在杭州一所重点中学就读，成绩优异，曾在全国学科竞赛中获过一等奖，也符合浙大的保送生资格要求。可在浙大专门派遣的专家组到这所学校面试时，没有人知道这是田老师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田老师的孩子最后面试没有通过。
“为什么不先打个招呼？”许多人为田老师惋惜。
“打招呼也没用。”田老师清楚。
“其实，单单有原则还不够，招生老师还必须练就火眼金睛。”程艺说。在省级优秀生刚刚出现的时候，她曾经对一个学生进行“电话面试”，感觉这个学生与材料中介绍的不太一样，就拒绝了这名学生。第二天，一个女同志拿着一个牛皮袋子来到浙大，上面印着某市招办的字样，说是送材料的。
程艺明白，这又是一个专门坐飞机来为领导子女送材料的人。她当场否决：“我不会给腐败的人抬轿子。”
“在浙大开后门特别难，托关系、送礼全都不管用。”杭州的王先生说。今年他家的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离浙大录取线还差一分，孩子又很想上浙大，所以就希望能为孩子找一个关系。“但全没有用”，王先生说，“做家长的都想让孩子上好学校，可在浙大是想烧香都找不着庙门。”
招生中暗箱操作，不可能
“要想在浙大招生中搞暗箱操作，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该校江西招生组组长吴星义说。
在近年来的招生中，浙大坚持信息公开制度，与招生有关的报名、录取等各类信息和招生录取的计划、办法甚至各专业的录取最低分数线，都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和考生公布；在专业志愿投档中，严格按“高考分数与专业志愿兼顾”原则；超过规定范围提档、调整招生计划，必须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批，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
关口一：校长说了不算，招办说了不算，招生老师说了不算
姒健敏是浙江大学副校长。今年，他刚刚负责主管招生工作。
一个上海老板闻讯找到了姒健敏。他的孩子离浙大在上海的提档线只差1分。这位家长告诉姒健敏：上海这样的学生有3个。他建议扩招，说可以给钱，上百万元。
姒健敏告诉他：计划已经做好了，不能更改。
老板不信：钱能解决问题。校长有权力解决一切！
姒健敏对他说，校长没有权力，浙大的招生由招生办统一执行政策。
“招生办也没有权力。”浙大招生办主任程艺说，浙大有着一套严密的录取程序和办法，招生录取期间，学校各级招生人员都必须严格执行录取标准和录取程序，任何人都不能够“破”这个程序。学校还有完整的领导和监督班子，学校成立了招生委员会。即便是招生委员会主任，也不能独立决定重大原则问题，遇到重大事项必须经招生委员会研究，必要时提交校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作为招生组长，最大的权限就是根据分数确定学校的投档比例。”曾广杰老师说，招生组的老师们更重要的工作是帮助考生判断形势。他们最常说的四句话是：多少分以上没有问题；多少分是希望大于风险；多少分希望与风险同在；多少分干脆就没有希望。
招办副主任吕丰说，浙大对于保送生环节，将老师的推荐权和决定权有适度的分离。比如说，招生组组长看到好的学生，表态后回到学校向招办汇报，集体讨论定结果。
张为鄂老师说，有的学校政策不明确，手上给招生老师制造了诸多的调控权，这就容易出问题。“浙大之所以没有问题，就在于招生老师没有了权力的空间。”
关口二：录取过程彻底透明，每个专业的最低分都向社会公开
“实行网上录取后，考生档案全部电子化，由计算机授权操作，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都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招办副主任吕丰老师说，网络是透明的，冷冰冰的电脑只会用同一把尺子对待所有考生档案。“如果有人做手脚，计算机会有记录。”
今年浙大招生透明到底。在浙江的录取工作一结束，立刻把录取结果放到网上，并向当地的媒体发布消息，详细到每个专业的最高分和最低分，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成绩判断能上哪个专业。
招生时，浙大要求在网上公布所有招生组组长和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和住址，以方便家长和考生咨询。担心在网上公布电话和地址的普及面不够广泛，到了比较偏僻的地方，招生组的老师们恨不得在所有的媒体亮相，及时公布联系方式。
结果，魏仲权老师说，自己在河南招生时成了接线员。一边是手机，一边是房间电话。一位河南的家长按照地址找了过来。魏仲权老师一问，才知道是他们澳大利亚的亲戚在海外看到这一消息，打电话通知他们的。
关口三：通过不正当手段被录取，发现后一律取消入学资格
除此以外，浙大还有严格的监督机制，学校纪律监察委员会介入招生过程，全程参与监督操作过程。同时，通过各种媒体，把招生录取的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浙大纪委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从2000年以后一直监督本科生的全程招生。
浙大纪委负责人说，如果发现哪位浙大老师有接受考生及家长现金、有价证券等行为和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情况，任何人都可举报，不仅学校对此将严肃处理，同时这位老师也就丧失了今后在浙大的招生资格。如果有哪一位考生通过不正当手段、有舞弊行为而被录取，发现后则一律取消其入学资格、学籍。
浙大还规定，为每个保送生建立一套跟踪制度。如果一年下来，这个学生成绩不好，负责招生的老师就要受到质疑。几年连续都有问题，这位老师就会被取消参与招生的资格。
“阳光工程说到底就是四个字，一是公开，从高分到低分录取；二是简单。越复杂越不好操作。”张为鄂老师说。
张浚生的两个“条子生”
张浚生是浙江大学前党委书记，去年刚从任上退了下来。他说，自己在浙大当书记几年，没有办过一个“条子生”。
张浚生是一位“老浙大”，从1954年到浙大求学，后留校任教多年，1980年至1983任浙大党委副书记，1985年在杭州市委副书记任上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副社长，1998年回到母校。
“对‘条子’，许多人总认为，只要我说一句就顶用。”张浚生澄清，且不说浙大本身有着严格的招生程序，纪律不允许；就是从自身考虑，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求下面的同志要公正、公平，而自己一张张地批“条子”。张浚生认为，“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关键是因为抵当不了威胁和利诱。
每年招生季节，张浚生总会接到许多涉及招生的信件，信件中提出的要求是各式各样的，他一概转给校招生办，上面不写一句要求如何处理的话。他只提一个要求：对每封信都予以回复，这是礼貌。
张浚生说：“浙大从来不依靠这些不正当的钱。对权位、职位低的恐怕影响不了我，比我高的是否应该更自重？”
不过，张浚生也并非完全没有帮过人。
有一年，浙大在江西招生，招办的工作人员回来告诉他：有一位考生总分达到了浙大的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20多分，不够浙大当时录取的单科成绩要求。“20多分的英语成绩，却能达到浙大录取的总分要求，说明其他课程的成绩相当不错。”招办工作人员觉得很可惜。而初步了解，这位考生已是第二次报考浙大，上一年也是同样的情况。
张浚生让招办详细了解这位考生的情况。原来，这是一位单亲家庭的孩子，父母离异，父亲在外打工，长期与奶奶一起生活在偏远的农村，那里没有英语老师，他完全靠自学。
了解了情况，张浚生写了个“条子”让校招生小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录取了这位考生。张浚生还在录取通知书中专门写了个纸条，希望这位学生能好好学习，把英语补上去。
还有一次，3年前，贵州的一位女生给张浚生写了封信。信中说，她是一位文科生，按成绩，报考哪一所学校都没问题，但自己一直想读浙大。而这一年浙大不在贵州招文科学生，让这位学生很失望。
“后来一了解，这位考生还是贵州当年的文科状元。”张浚生把来信批转给校招办，希望能在贵州增加一个名额。“后来有没有被录取，就看招办的计划安排了。”
“如果这也算，那我就批过这两张‘条子’。”张浚生说。
校长潘云鹤说：声誉是大学的生命
“浙大招生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择优录取。”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说，声誉是高校的生命。
潘云鹤强调，招生不是一所学校自己的问题，它关系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为全国重点大学、百年老校，诚信既是浙大的传统，也是校风、学风的体现，招生录取工作同样要体现这一点。
针对“钱学交易”这一潜规则从被默认到明码标价，潘云鹤认为，这是由于人们为招生腐败共同撑起了一把保护伞。没有达到分数线的学生通过后门进入学校，把凭分数录取、凭分数上大学的公平底线轻易打破了。
潘云鹤说：不听“招呼”，不办“条子”，肯定会得罪人。可如果批了一个，就是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错误信息，最终会导致这个错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结果最后得罪的可能是几百人。“只有一个都不办，才会没有烦恼。”潘云鹤说。
潘云鹤说，对浙大而言，建设一流大学是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没有好生源，一切都是枉然。而一个没有公正形象的大学，很难想像会进入一流大学的行列。
潘云鹤说：“我们就是希望构造一个无法开后门的体系。”虽然仅凭分数评价考生的优劣，并不是科学的评价标准，但从目前而言，这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董碧水 原春琳)2005年0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