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古人云：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我虽不是杭州人，却也深感如此，我出生在江苏，但青少年时代几乎全是在浙江生活、学习，尤其是在杭州的时间最长，从1953年到1968年，除有四年在湖州外，全在杭州，所以对杭州情有独钟。至今，我虽到过不少国家，国内也去过很多地方，但仍感到除自己的故乡外，杭州，是最值得回忆的地方。
我在西湖小学读了三年
1953年夏至1957年夏，我在杭州一所部队干部子弟学校——西湖小学读完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那时国家刚刚安定，部队的任务仍很繁重，且很多驻扎在海防边疆，为解决他们的子女的读书问题，全国办了几所这种学校。学校地处玉皇山脚下的长桥旁边，离西湖不远，出校门向南是玉皇山，向北经南山路可进城，向西则是长桥、净慈寺，向东可以翻过万松林去南星桥。学校是新建的，条件很好，有礼堂、操场、教室、宿舍、食堂、花园等，甚至还有一个小动物园。
小学几年，全是住校，同学们来自各个地方，他们的父亲或母亲都是军人，因而，学校里也充满了军营色彩。我记得老师也有不少来自部队，每个班除有班主任外，还有管生活的阿姨。大家过的是集体生活，同一时间洗澡、同一时间换衣服、统一校服。那几年，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几年了。
我“一条杠”也没戴过
记得教过我们的有语文老师朱寿同和邬思珍、算术老师王志孝、生活老师闻仙云等人。朱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后来去清河坊一所中学教书了。我在文革前后及出国留学回来后都在杭州看过他，文革时，有一次外地来了两个同学，我们57班的部分同学还在他家聚会过一次，吃面条。小学时，我方方面面表现平平，就连男孩子在一起玩“官兵抓强盗”之类的游戏，也只能是最小的喽喽角色，好像在少先队连“一条杠”也没带过，唯一有点优势的是画画，但也比张潮、王晓明同学差，同学中最有名气的大概就是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了。
小学毕业时，班里同学商量要给学校留点纪念，就集体动手在小动物园旁边，修了一条用石子铺成的“百花路”。这一班的同学后来当兵、上大学、下乡、支边等等都有，四年的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学习、同玩耍，虽已隔几十年，有的后来见过，有的至今不曾再见，但仍时时想起他们。1987年有一次出差到杭州，由王晓明同学做东，部分同学曾有一次聚会并去看望了朱老师。据我所知，晓明是同学中生活最为坎坷的一人，完全靠自己自学与努力成了一名画家。遗憾的是，如今，我们的小学校已不再存在，已成为一所师范学校的校址。
我是杭四中的走读生
1957年夏小学毕业，我考入杭州四中，一所质量很好的中学，尤其是它的初中部。当时怕考不上住校生（名额很少），就考的走读生，当时家里在杭州并无亲戚，我就住在父亲的老战友叶伯善伯伯家。他当时是我父亲部队的政委，他母亲（我叫她奶奶）住在离杭四中不远的蕃薯巷。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院子、那个楼，奶奶一家对我很好，照顾得也很周到，住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就住校了。一同考上杭四中的有好几个小学同学，分在同一班的有杨肖陵、李金忠等几个人。
那一年里由于年少时间又短，只记得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姓吴。印象最深的事是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下乡采茶，稻田里捉田鼠、捡麦穗，上城隍山用脸盆抹上肥皂水网蚊子，大轰大嗡地赶麻雀……
小学四年加初中一年共五年的杭州生活，使我享受到了这人间天堂的幸福，我们曾在湖上划船、用竹竿挂上线到湖边钓虾、去郊区远足、野餐、过夏令营、用每周发的两角钱去吃两分钱一只的萝卜丝油墩子、五分钱一碗的鸡鸭血汤或者一把小核桃，看露天电影《夏伯阳》、《牧鹅少年马季》和童话故事幻灯片等等，为扩展知识，还去富阳的农场参观拖拉机，去笕桥机场看飞机表演，真正是无忧无虑呵！
1958年夏，父亲所在部队已在湖州建有正式营房，我也随之转学到湖州一中，在大跃进的年代，跳了一级直接念初三，毕业时经保送又在湖州中学读了三年高中，那是生活上极困难的几年。
我创下吃干饭浙大记录
1962年夏，考取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从湖州又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杭州。记得是乘汽车去的，在武林门长途汽车站一下车，见到红绿灯，顿时感到来到了大城市（湖州那时还无公共汽车）。到浙大二分部报到，当时浙大分三个地方：玉泉本部、文二街二分部、六和塔三分部。全校一年级新生都在二分部学习，第一年的学习是紧张而充实的。那年国民经济刚刚从困难时期中稍有好转，学生的生活仍比较艰苦，吃上一顿黄豆炖猪脚就是大餐了。当时年轻、菜又油水少，吃饭自然多，我们班吃干饭的记录就是我创造的，一顿吃了16两制的28两，一直无人打破此记录，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能破了。
记得放寒假时，我还把学校发的半斤肉票买了肉带回湖州去。
浙大，是一所教育质量非常好的学校，一年级印象最深的是教化学的李博达教授，课讲得有声有色。二分部离杭州大学不太远，有一次杭大放电影《追鱼》，是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演的，我们不少同学走去杭大看，由于人多，只好在电影银幕背面看，一切动作都是反的，倒也有趣。
浙大四年历历在目
浙大二年级，我们搬到了老和山下、玉泉旁的浙大本部，住九舍，7～8人一间，吃饭和电机系在一个食堂，食堂靠山根，邻近校俱乐部。当时浙江的粮食供应已好转，在校吃饭主食管饱，大饭桶放在食堂中间，菜是一餐一份，排队打取。二年级时，课程也十分紧张，但学了不少基础知识，教电工的甘明道老师、教数学的梁文海老师的课十分精彩。那一年，逢浙大65周年校庆，每人发了一件短袖翻领衫，就是现在的T恤衫，我们系的图案好像是波浪上面有一个正在发射电波的天线架。还记得有一次团支部活动，我去请了正在杭州疗养的父亲的老战友、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毛张苗来给我们班讲战斗经历，还拍了照片。
三年级，我们搬到了三分部。三分部由无线电系和物理系两个系组成。三分部在钱塘江畔，依山而建，所有的房子都掩映在绿树丛中，前后校门出去过一条公路，就是钱塘江，东邻六和塔，西接九溪，景色十分美丽。我们常去江边散步，下水游泳。摸江里的岘回来煮着吃。三年级开始学专业基础课，一些年轻老师也与我们同住平房宿舍（老师二人一间），因而与老师的关系较一、二年级更亲近些。那时的系主任是何志均老师、专业教研室主任是姚庆栋老师，教我们的有著名天线专家张毓昆先生、青年教师叶秀清、顾维康、陈桂馥、袁长奎等等。去年，浙大为何老师举办了八十寿辰庆祝会，我也去了贺电。
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第一学期上半段，整个教学秩序都是正常的，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我那时先后参加了两次演出，一是话剧《第二个春天》，讲述的是我国自行研制导弹快艇的事，提倡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为主题，这个思想在现在也有现实意义；二是歌剧《江姐》。当然，依我的文艺才能，只能是跑个小龙套，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校方及团委做一些剧组的组织工作，应该说，当时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参与程度广泛，排练水平和演出效果也都不错。我清楚记得，演江姐的是比我们高两级的戴文华和高一级的徐赛秋同学，我们班的李一鸣演游击队长蓝洪顺，徐宝珍、董凤英演女游击队员，陈康雯、方金炉都是乐队队员，拉二胡和弹琵琶。
我被分到了卫星总装厂
1968年7月开始分配，我们专业有十几位同学分到了当时的总字815部队，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同小班的王南光、徐宝珍、董凤英和我分到了卫星总装厂（529厂），其实按当时的思想，我最想分到西北基地去工作，但未能如愿；方金炉分到了航天医学研究所（507所），也就是训练杨利伟等宇航员的那个所；陈康雯分到了当时的应用地球物理所（505所），就是现在的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余金财分到了西安无线电技术研究所（504所），同专业同年级来的还有529厂的吕隆德、谢松泉，504所的华根土、胡志荣；507所的陈心海、聂登康。这些同学除有几个后来调回浙江外，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一起，其中康雯与宝珍，隆德与凤英还结成了夫妻，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奋斗，互相关心、照顾。近十多年来，同班同学曾举行了几次聚会，得益于留在杭州的几位同学的努力，每次活动都搞得很好，令人高兴，也使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人有机会又去了杭州。今年“五一”节的活动是在雁荡山举行的，全靠在那儿工作的施成水同学的张罗，我因工作忙，未能参加，很是遗憾。下一次有机会一定要去参加。我们班班风甚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对立时，班里同学也没有伤和气，所以现在每次活动大家都心情愉快，这大概和我们班原来的几个头头能善于团结大家有关，老支书施成水、王南光，老班长黄光成、陈焕新都是十分优秀的人。遗憾的是陈立龙同学毕业后去了新疆某基地工作，因积劳成疾，于前几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只要有机会，我会再去杭州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在杭州生活学习了这么多年，经历了不少事，从一个小孩成长为大学毕业生，总的来说是愉快的，无论是景、是物、是人、是事，杭州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美丽的，割舍不下的。
近几年，因工作去了几次杭州，发现今天的杭州，比当年更加漂亮，西湖小学所在的长桥一带已建成新的连片湖滨公园；河坊街的杭四中附近也建成了古色古香的仿宋城；浙大更是大步前进，玉泉校区日新月异，新校区足以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相媲美；环湖的景色，尤其是湖西岸更是如人间天堂；城市建设一天一个样，天然秀丽中透露出现代化气息。
我怀念杭州，那是我成长的地方、人生的出发之地，只要有机会，我会再去杭州。
叶培建写于北京 2005年11月
2005-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