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关系近些年来已经成为热点问题，劳动者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劳资关系这个词，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还在用，那时候公私合营、三大改造还没有完成。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用了。现在，这个词又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很可能像恩格斯讲的，劳资关系将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轴心。
构建和谐社会要解决的问题
转变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要解决三大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利益矛盾；国与国的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国内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了，国际上多大的压力都能够顶住。环境、资源等自然环境问题背后的机制，也牵涉到人的利益问题。所以，利益矛盾的正确处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而这个利益矛盾将越来越体现在劳资关系上面，这是关系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的根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有制结构大幅调整，劳资矛盾随之出现并不断加剧。在浙江，民营经济已经占到76％左右，国有经济本身也在不断改革。所以劳资关系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营企业改制，职工转换身份；另一个就是民营经济兴起，雇佣制度普遍实施。
在国有经济中，大家知道，过去讲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是企业的主人。现在主人的权利似乎变了，一些人下岗了，国有企业的成分在向混合所有制转变，还有一些国有企业被卖掉了，劳资关系随着雇佣制度的产生而改变了。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在不断壮大，劳资矛盾在民营经济中自然产生并且尖锐化。
劳动者利益受损的主要表现
劳资冲突，就其内容来说，主要集中在福利保障、合同、报酬上。
首先是劳动者的利益受损，工资被克扣、拖欠。我的学生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工厂不但工资很低，而且不发工资，发给工人的是厂里商店买东西用的券，而且商店里的东西比外面还要贵。这就是克扣工资的一种。全国拖欠工资1000多亿（一说为3000多亿），其中70％在建筑业。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连工人上厕所的时间也要限定，给工人每人每月发一张卡，规定不能超过卡标定的时间，算起来平均工人每次上厕所的时间只有2.5分钟，超过时间要扣工资。按规定，不管是合同工还是临时工，用人单位都应该给工人买保险。但社会保险的比例很低。许多项目的覆盖率只有50％左右。
其次是劳动者的权利受限，这主要体现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与执行上。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中央电视台曾经曝光，温州一个生产矿石产品的公司，很多工人得了矽肺病。追究责任时，老板死不承认，来逃避责任。问工人为什么当初不签合同，工人说，老板听说你要签合同就不让你干了。这样，没有合同就失去了很多应有的保障。
还有就是人身受到侵害，就是劳动安全、生命安全问题。矿难频繁，工伤事故多，最近大家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很多了。
劳资冲突产生的后果
劳资冲突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我们中国有几个难点：一个是劳资冲突，如果没有好的处理机制，就会愈演愈烈；第二是失地农民，全国的失地农民4000万左右，农民失去土地，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技术和知识，会成为社会隐患；第三就是金融不良资产。
劳资冲突的后果，首先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造成经济损失。企业在劳资矛盾中停工停产，甚至发生暴力事件造成人身伤害，增加了社会成本，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从宏观上看，都是一种损失。第二，扩大收入差距，影响正常消费。从经济循环理论看，会妨碍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浙江收入分配有两大问题，一是差距过大，二是居民在社会GDP这个大蛋糕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总额占58％，到1995年有43％，2004年则降到34％。老百姓实际所得相对越来越少，这样会导致需求下降，消费不足。从市场经济长期的特点看，需求具有根本性，否则就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我们读书时教科书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在英国，工人的家里冬天没有生火炉。孩子问爸爸为什么不生火炉，爸爸说因为没有钱买煤。为什么没有钱呢，因为爸爸失业了。为什么失业了呢，因为工厂里的煤卖不掉。为什么卖不掉呢，是因为煤太多了。
为什么出现“民工荒”
农民到城市来打工，但权益受损，农民就不敢来了，城市出现“民工荒”问题。在珠三角地区，有人做过调查，10多年来，工人的工资没有涨，城市出现了“民工荒”问题。“民工荒”并不是农民傻，城里有就业机会还不来？而是他们算过账，在城里打工赚的钱还不够养活自己。我问过一个湖南的农民，他说：“到你们杭州打工，一个月800元钱还不如我在湖南一个月赚400元钱。你们的生活费用太高。”现在，珠三角、长三角、福建都出现“民工荒”，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我们是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出现“民工荒”，就是我们的体制出现了问题。如果因为劳资冲突出现了社会动荡、社会仇富心理，哪怕你钱多，生活也要整天提心吊胆，没有幸福感。
我不久前刚从拉美访问回来，现在我们都在说“拉美现象”，就是这个情况。总领事馆的官员讲，圣保罗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最不安全的城市。今年，我国总领事馆被抢了两次。一次是罪犯潜入总领事馆，打伤工作人员并把他们关到地下室进行抢劫；还有一次，总领事坐在插着国旗的车子出门，等红绿灯的时候，一个小青年拿着枪来抢劫。今年，圣保罗全市有13座居民楼被洗劫。为什么，就是那里贫富差距太大，社会矛盾太尖锐。里约热内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但他们的贫民窟人口有30多万。
包工头为什么也跳楼
最后讲讲中国民营经济的特殊性。一提到老板拖欠工人工资，我们就想到老板不好，黑心，不顾工人死活。实际上没这么简单，强资本弱劳动对一般情况是成立，但要加一个限定，对民营经济来说，是相对的强资本和绝对的弱劳动的关系。
为什么是相对强资本呢？因为我们的民营经济是在夹缝里面成长起来的，他们相对于国有经济说，起步晚，实力弱；相对于外国资本，在竞争实力上是弱者；相对于政府管制来说，也是弱者。但他们还要生存发展，有些企业家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孱头”一样，“抽刀向更弱者”，开始打工人的主意，想方设法压榨工人。这就好像小朋友打架，打不过人家就一边跑一边说：“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打你妹妹！”他们是相对的弱者，但欺负更弱者。报道中，我们看到，民工为了讨到工资有以跳楼相威胁的，可也有包工头跳楼的。有的包工头拖欠民工的工资，民工来找他要，不是他不想给，而是别人拖欠他的——建设单位欠他。而建设单位又说是业主拖欠了他。这种连锁的关系，是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还是要放在市场化过程中，经济转型过程中看待、分析和处理。这样我们解决方案的制定才会符合实际情况。
劳动者地位的决定因素
我们现在维护劳动者权益实际存在各种不同思路。一些人把它当作社会问题看，有一些人从生产资料所有权角度来维护劳动者地位，认为劳动者入股就能解决问题了。还有的从保护弱势群体这种伦理道德方面来研究。我认为要从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产权的实现的角度来维护劳动者权益。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对劳工问题处理不是从平等、自由的理念，而是把劳动者视作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把劳动者作为所有者来保护。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乔治·吉尔德写过一本《财富与贫困》，书里充分讲了这个意思。美国真正的财富在哪里？真正的力量在哪里？就在美国人民。而劳动力保护是保护资源，是产权问题，是国家振兴的源泉所在。既然劳动者是人力资源的所有者，那他的权利就可以分两部分，其中一个就是人力资本的多少。拥有的知识、技能越多，说明你越具有不可替代性，人力资本的权利就大。
我个人观点是，放眼历史长河，应该是人力资本更重要。劳动者要提高权益，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强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制度，更主要的是提高自身能力，加强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从提高技能水平，增强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掌握法律知识，增强维权能力；提高组织程度，增强集体谈判能力三方面入手，加强劳动者能力建设。这样，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维护人力资本权益有两大任务，一方面是劳动者保护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是劳动者自身的能力建设。
做个有大聪明的老板
企业老板也有三大方面需要转变：观念、竞争战略、管理方式。
第一是观念的更新。企业老板与打工者之间到底对抗还是和谐？是树敌还是交友？以前都是低成本竞争，低价的土地、低价的劳动力。现在我们的竞争模式正在转变，正在走向高效竞争。因此，在竞争战略上，企业家应该关注绝对劳动成本和相对劳动成本的问题。我们工人的工资比美国要差二、三十倍，可每个产品的工资含量只比他们高30％。韩国工人的工资高我们十一、二倍，但其产品的工资含量相当于我们的0.86，就是比我们的成本还低。现在的问题是物耗成本比较高，人力成本低，原材料、机器的利用率低。还有的是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比如，对劳动者保护的投入。机器的保护装置可能只要几百元钱，老板为了省钱不装，把工人的手指头轧掉了，就要赔几万元钱。这样只会算小账，不会算大账，就好像是“有钱买棺材，没钱买药吃”。具有大聪明的老板，是应该把精力放在提升管理水平、提升创新能力上，那才是真正的搞好企业的方法。
在管理模式上，人力资本需要的不是压榨而是激励。现在用鞭打的方式管理已经不起作用，员工需要激励才能有工作的热情。这里有一个效率工资制度的问题。打个比方，就是企业老板要做周扒皮还是比尔·盖茨。周扒皮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不仅坏，而且还很愚蠢，他无非是行使监督，半夜学鸡叫，自己也很辛苦，而这种监督不能持续，是低效、无效的管理方式；比尔·盖茨自己是人力资本，有发明，而且对手下有激励，他对社会的回馈已经有104亿美金。我觉得企业家都应该有这样高屋建瓴的思考模式，主动实现劳资两方的双赢和两利。
社会的和谐关键在于劳资关系的和谐。只有真正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出发，创造劳动者保护的制度环境，加强劳动者自身的能力建设，才能真正“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报记者 陈骥 本报通讯员 王蕊整理 2005-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