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是上海人。”少小离家,乡音未改。
    
    上周三,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在世界物理年回到家乡上海,为庆贺复旦大学和爱因斯坦的著名方程E=cm2共同的百岁华诞,激情讲演。
    
    79岁的李政道,沉稳、温和;79岁的李政道,机敏、幽默;79岁的李政道,热忱、激情。
    
    一句上海话从他口中蹦出:“阿拉是上海人。”
    
    午后一点,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人们翘首等待。
    
    赶来听李政道教授演讲的老师、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兴奋的“政道迷”聚集在大厅里,渴望近距离亲睹大师风采。
    
    一点半,离演讲开场还有半小时,李政道教授出现了。
    
    众人簇拥。
    
    李教授利索地跨出轿车,向周围的人们微笑。踩着午后的阳光,他健步走来。从大厅到贵宾厅,短短十几米,步步生风,全然看不出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
    
    落座后,他兴致盎然地听众人介绍上海纪念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问世百年及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学术活动。当有人提及李政道教授出生在上海时,一句上海话从他口中蹦出:“阿拉是上海人。”言语间,他灰白的眉毛快乐地,如孩童般地跳动起来。
    
    贵宾厅里顿时笑声一片。
    
    镁光灯频闪。花白头发的李政道身着红色细格子衬衫,外套黑色薄毛衣,一双再普通不过的深色保暖鞋。如此朴素的穿着不像是前来作报告,倒更像是拜访一位熟悉的老朋友。
    
    有意思的是,左边的衬衫领角,藏在毛衣的圆领下没有翻出。直到演讲结束,那个领角还调皮地躲在那里。或许,赶来前,李教授刚从紧锣密鼓的物理演算中“跑”出来,都来不及对镜整装。
    
    一直以来,李政道不愿意人们把他想象成科学怪人。
    
    眼见为实。
    
    我们眼前的这位科学家一点儿都不“怪”,他低眉含笑,双目炯炯,谈吐亲切。只是,对待穿衣吃饭这样的日常琐事,他的简朴与随意显而易见。
    
    “复旦大学与E=cm2永远同岁!”
    
    “1905年,复旦大学成立。
    
    1905年9月,爱因斯坦写下了E=cm2的方程式。
    
    所以,复旦大学与E=cm2同岁!”
    
    下午两点,报告厅里,李政道教授的声音洪亮:“永远同岁!”
    
    台下的听众,年轻的、年老的,坐着的、站着的、甚或蹲在过道上的,都为这动情的开场白,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题为“喜庆复旦与E=cm2同岁”的科普报告正式开讲。
    
    讲坛上的座位,早早为年事已高的老教授布置妥当,面对满堂学生,这位为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几近疯狂的老教授,才坐了一下,就忍不住站了起来。他手握激光笔,指点屏幕,在主席台上走动着完成了整场报告。
    
    他更像是在讲课,每讲一段,总不忘关注听者的反应,深入浅出,妙趣横生:
    
    从25岁的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到29岁的他和33岁的杨振宁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他一口气列举了25个例子,以阐明上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家们作出的科学贡献。“代代出新人,科学在少年。”他的话,热切;
    
    为了解释宇宙中未知的“暗能量”,也是他最近正在探讨的问题,李教授走到主席台前端——最接近听众的位置,摆开双手,一板一眼地比划起在宇宙中的神秘能量。“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是21世纪科学史的大挑战。”他的话,坚定;
    
    在阐述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品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把基础科学比作水,应用科学比作鱼,而产品科学就是鱼市,三者缺一不可。“没有水,就没有鱼。大闸蟹也一样嘛!”他的话,风趣;
    
    回忆起与爱因斯坦探讨论文的经历,那句“Wishyousuccessinphysics(祝你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的祝福犹在耳畔,那双大、厚而温暖的手余温犹存。“爱因斯坦‘住过此球’,这颗蓝色的星球就比宇宙的其他部分有特色、有智慧、有人的道德。”他的话,隽永。
    
    40分钟的演讲,睿智而欢快。此时,在强光下站了近半个小时的老人,早已被“烤”得脸颊泛红,额头冒汗了。
    
    40分钟的演讲,我们看到,一位老者的沉稳、学者的严谨、师者的平易,无所不在的是他那昂扬的科学激情。
    
    “为了中国的科教事业,他都快发疯了!”
    
    李政道的科学激情不只在学术方面,他对中国培养人才的热忱,已经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境地。当年,李政道的夫人秦惠曾说:“你们不知道,为了中国的科教事业,他都快发疯了!”
    
    1972年,李政道从美国回到阔别了26年的祖国,面对“旧貌换新颜”的中国,已入中年的他,欣喜在心,又开始关注中国科教事业。1974年,李政道第二次回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大胆提出了“中国的教育必须加强”的建议。
    
    荐言、献策、游说。李政道的教育激情改写了中国科教事业的历史,四项杰出贡献铭记史册:
    
    1979年,他亲自奔走联络了美国的53所大学的物理系,设立起CUSPEA,即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项目。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十年间,915位学子赴美深造;
    
    1982年,在他的努力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如期建成,成为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关键性一步;
    
    1985年,他倡导并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至今已整整20年;
    
    1996年,李政道用自己的积蓄30万美元设立以夫人秦惠和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政奖学金”,用来资助中国优秀大学本科生的见习科学研究,实现了海峡两岸大学本科生的相互交流。按照妻子的遗愿,一半受资助者是女生。到2004年,已有800多名两岸大学生成为“政学者”。
    
    这些影响深远的举措,开始都是灵光一现的激情设想,将它们一点一点推向现实的过程艰难而琐碎,要不是有点“疯”劲还真扛不下来。
    
    在CUSPEA进行之初,李政道向美国53所大学物理系一一发出邀请信,硬是靠着自己的学术威望邀请它们参与该计划,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每人1万美元的奖学金及生活费。
    
    从1981年到1988年,每年的头3个月,李政道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到CUSPEA上来。一年约有100个CUSPEA学生来美,每个学生都有十几封推荐信,均是李政道、夫人秦惠和秘书三人亲手书写。
    
    李家的信件总是把附近的邮筒塞得满满当当,结果收到邮局的抗议信:您的信件太多,影响别人使用邮筒。之后,李政道与夫人和秘书一行三人,干脆推着手推车,走过10个街区,把信分别投入不同的邮筒。
    
    整整10年,近1000名学生,上万封推荐信!
    
    李政道就这样坚持下来了,而他如今挂在嘴边的只是“这些学生们都很优秀”。
    
    一项新制度从提出到被接受,其中的曲折很难计算。李政道的解决之道很简单:激情。
    
    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比西方晚了80年,为了将这个人才培养制度引入中国,李政道在1983年和1984年,先后两次写信给国家领导人,未果。
    
    1984年5月,在接受邓小平的接见时,他又提出此事。
    
    小平问:“博士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办博士后呢?”
    
    “除了学会找到答案,真正要做研究,必须让学生学习和锻炼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他向小平建议也许可以先建立10个博士后流动站做试验。
    
    小平听后甚为赞许:“建10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上千个流动站,形成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李政道带着股“疯”劲的执着,影响了20年来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理念。
    
    “累则小睡,醒则干!”
    
    他大概完全可以被称为“让物理学诱骗了的人”,整整50年,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他痴迷于各种物理学问题的探究,时至今日,仍“执迷不悟”。
    
    李政道的挚友柳怀祖教授告诉我们,李政道教授至今依然沉浸在物理学的美妙世界中。
    
    79岁高龄的他,每天仍要“生产”出几十页手稿,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写的都是他这一天推导的公式。铅笔书写的手稿上,有橡皮擦过的痕迹,有蓝笔、红笔留下的修正、批注。
    
    “累则小睡,醒则干!”李教授又欣然说起了这句口头禅。我们采访得知,李教授干起活来“没日没夜”,他不定时休息,只在疲惫时,小睡片刻,一睁开眼睛,又伏案演算起来,一天总共也就睡上五、六个小时。
    
    “李教授,您每天这么干,不苦吗?”
    
    面对这个问题,李政道教授似乎被难住了,他想了想,笑答:“我没觉得什么苦啊,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正如当年吴大猷教授评价在西南联大就读时的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无论给他什么艰深的书和难题,他都很快做完,又来索要更多的。”
    
    从1943年考入浙江大学,遇到启蒙了他物理学生涯的束星北教授,至今50多年,李政道对物理学的激情,燃烧了50年,经久不息。
    
    李政道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过。抗战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失,反而越来越多。
    
    抗战时期,流亡途中,15岁的李政道身无分文,一副难童的模样,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还捧着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如痴如醉地看。看完之后,他信心满满地把自己对牛顿定律的理解,告诉了老师,可正被疟疾折磨的他,竟被误认为发高烧说胡话。
    
    在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求学的两年间,他在烂泥作墙、茅草为顶、风雨飘摇、臭虫肆虐的校舍里日夜苦读,仅用一年时间,几乎完成了大学四年的课程。那时候,他还不满20岁。
    
    由吴大猷教授推荐留学美国后,李政道出众的禀赋和超人的勤奋,让他的科学之路闪亮起来:23岁的“神童博士”,30岁的芝加哥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31岁的诺贝尔奖得主。
    
    这次回到上海,鹤发的老人兴奋地说,如今,他又投入到寻找暗物质、发现暗能量的新的“游戏”中。
    
    “得不得诺贝尔奖,这个不是目的,科学本身才是目的!”
    
    时值新一届诺贝尔奖诞生之际,“中国人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再度成为众人关心的话题。对此,“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是怎么看待的?
    
    他谈到与杨振宁在1956年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丢掉所有过去宇称守恒的包袱,走出这个思维定势的堡垒,你才能豁然开朗。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李政道教授说:“我能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当然,获奖是好事,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这让我惊喜万分。但我始终坚信,如果一味地把诺贝尔奖当成追逐的目标,那往往会令你迷失在追名逐利的浮躁中。得不得诺贝尔奖,这个不是目的,科学本身才是目的!”李政道的回答,字字铿锵。
    
    面对躁动的时代,太多的诱惑同样侵蚀着学术界的宁静,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甚至是公然欺骗。对于科学界的学术腐败,李政道也时有所闻,对此,他痛心疾首。
    
    所以一直以来,他总是要求年轻人:要沉下心来做学问,要沉下心来做人。
    
    此次回到家乡,他又用“神六”的例子激励年轻人:“‘神六’的成功,在于一个‘严’字,航天工作者步步严谨、踏实,之前的计算与实际完美吻合。这才是科学应有的态度!”
    
    有人问他:“您怎么看待《易经》?”
    
    他说:“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易经》,所以我不能回答这个‘怎么看待’。”
    
    李政道的坦然,正是严谨与踏实的最好例证。
    
    激情是创意的灵魂,79岁的李政道教授充满激情;而他同时又认为,科学,是激情燃烧中的冷静,一旦掺杂了浮躁,冷静将不复存在。
    
    “科学,必须拒绝浮躁,必须严谨踏实。”李政道教授再次强调。
    
    采访结束时,我们才得知,为了下午那场40分钟的演讲,李教授为之所作的准备,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个小时。
    
    【李政道简历】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任。
    
    1926年出生于上海。
    
    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
    
    1956年与杨振宁教授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199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吕林荫　　2005-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