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修良先生是浙江大学的资深教授，知名的史学史、方志学和谱牒学专家。所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以及整理重编的《文史通义新编》等著作，影响深远。长期以来，他坚守方志研究的学术前沿，密切关注当代方志的编修实践，所思所为，针对性极强。在恪尽一个学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思考和总结当代方志的编修实践包括经验教训，提供着丰赡的学术借鉴。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他有关方志学研究的主要论文，集成《仓修良探方志》一书出版，捧读之余，感慨良多。
    
    这是一部独特而厚重的学术著述。虽属论文汇编，但由于是从作者学术专攻的一个方向结集，收入了他关于方志学研究、教学和思考的半生论文成果，内容涉及基础研究、史论考辨、实践探讨和操作评论等各个方面，涵盖了对方志历史与理论的专门探讨，对新中国第一届大规模修志的跟踪评价，和对新一轮志书纂修工作的学术思考等等，堪称一部有关方志学研究的系统专著。书中各篇的内容虽然各有侧重，但其论述的内在学理却一脉贯通，那就是：立足方志的学术探索，着眼方志的编修实践。其中的许多篇章，如《论方志的起源》和《再论方志的起源》，集中考察了方志的形成过程，提出了由地记、图经而后有成型方志的方志成因三阶段说，奠定了方志发展史研究的基础；长篇论文《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更是通过对古代图经发达原因的深入探究，说明中央集权战胜封建割据是图经逐步取代地记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而通过对隋唐五代图经发展概况的检视与梳理，详细论证了古代图经的社会功用。作者指出，图经虽然是地记的发展，但图经与地记同时出现于东汉时代，而非“图经起源于地记”。图经类著作的性质，也非“以图为主”，或是地图加文字说明。而是经过严密考辨后得出了“图经是一种有图有文的地方区域性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地方文献，它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具有地方志的许多特征”，并且“它的图一般都放在全书的卷首”的结论，纠正了学界关于此问题的旧有臆断与通行成说。文中对《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名称的考释和《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版本的探究，不仅矫正了当年进行此类敦煌文献整理时并不确当的草率命名，而且通过缜密细致的个案剖析，为同行树立了深钻细研的治学风范。所有这些探讨和思索，连同仓先生有关方志学研究的几部专著，共同构成了他方志学研究的核心贡献。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对方志学本身的学科建设，还是对当代方志编修的具体实践，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和非常深远的学理意义。
    
    纵览《仓修良探方志》一书，蕴含其间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学术品格，就是求真忘私，为学务实。求真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也是一个合格的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学术品格。如前所述，在《仓修良探方志》中，为了探求真知，不惜批评乃至矫正前辈名家通行成说的文字和论述，比比皆是。而像“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所涵括的一组系列文章，通过对第一届修志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商讨和评论，既“忘私”又“兼善”：对于成功的做法和经验，给予了热情洋溢的充分肯定，对于存在的遗憾和问题，提出了十分善意却不留情面的批评。褒贬臧否之间，既体现了一个学者的道义和良知，又不乏平凡人的无奈和痛苦。而在学术探索中能否做到忘私，更是考验一个学人学术品格的重要标尺。例如，面对当今修志工作中存在的将方志“年鉴化”的做法，重视成功、回避失误等等倾向，仓修良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倡导在新修志书时“成功与失误都要记载”，“提倡创新，反对新创”，“突出重点，反映特色”。尽管他的学术批评是对事不对人，是“对方志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决无贬压某些志书或责备某些同仁之意”，但也常常难免遭遇不被理解的悲哀，感受“无人理会”的悲壮。对此，他不是不知晓，更不是没有感觉。然而他依然坚持这样做了，说了，也写了。为了求真，只有忘私。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些，惟一的准则，就是所思所想务从学术出发，所述所论必须持之有据。不臆断，不虚浮，言之有物，述之成理，最终做到以理服人。或许因为有着深厚的学养根基，特别是有专门研治史学史的学术训练与理论准备，上述这些要求，《仓修良探方志》中所收论文，可以说基本上都做到了。也正因如此，读《仓修良探方志》，读者会发现，仓修良先生之所以能够成就求真忘私和为学务实的学术品格，除了因为他有十分扎实的学养基础外，更因为他能始终将“学”与“用”紧密结合，立足学术而心怀实践。他确信“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一己之私利。所以才会孜孜矻矻、坚执不让，才会为学焉蹇蹇而心怀焉戚戚。
    
    从这个意义上说，仓修良先生的这本学术文集，便不仅仅是一部个人教学和科研成果的专题性总结，同时也具有了检视学术的文献价值和导引后学的垂范作用。
    
    （殷梦霞） 2006-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