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别人问起自己的籍贯，吕新华习惯回答说「浙江绍兴」。不知是不是巧合，我们采访时被安排的房间里恰有一面「兰亭集序」的屏风，「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写的正是绍兴的景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却也「足以畅叙」了。于是，这位来自西施故里的外交信使，这位自称颇得「绍兴师爷」遗风的「红墙秘书」，这位温文儒雅的外交部「内务总管」，这位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第四任最高长官，讲述了自己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其实，吕新华确切的籍贯是绍兴市诸暨县。一九五一年，吕新华出生在这片以「绍兴师爷」、西施故里闻名的人文宝地。与同龄人一样，吕新华中学时期遇上「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青年学生响应号召，普遍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去劳动。一九六八年，初中刚毕业就回到老家，诸暨县的一个小镇。
    
    当时中国取消了高考制度，大学连续几年没有招生。从一九七○年开始，实行了推荐上大学的制度，虽然不再举行高考，但仍然需要考察文化水平。幸运的吕新华凭藉良好的知识功底通过了考察，在下乡两年后，赶上了「头班车」，进入了杭州大学外语系，这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赶上大学「头班车」
    
    这其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吕新华饶有兴趣地回忆道，「最初推荐给我的一个位置是复旦大学给水排水专业，当时我对这个理工科的专业很有兴趣，负责的干部开始找我谈，我很高兴。但后来拿到大学通知书，却变成了杭州大学外语系。我在这之前对外交官的工作没有什么了解，隔行如隔山，所以当知道是外语系的时候，我还不太想去。」
    
    当时的杭州大学属于师范性质的高校，主要任务是培养教师，外语系培养的就是英文教员。「那时大学生的工作由国家负责包分配。由于大学几年没有招生，国家工作人员紧缺，外交部也很缺人，经过到我们学校考察，把我招到外交部。」忆及此，吕新华笑言，「我要是当年去了复旦，现在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了。」
    
    一九九七年，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成立了新的浙江大学。吕新华也成为了浙江大学校友会的副会长。「我在接受你们采访前，还接到一个浙江大学打来的一个电话，邀请我在去香港工作之后，能有时间回学校做一个报告。这是一件作业，我必须好好了解香港，否则报告是讲不好的。」
    
    信使浏览大千世界
    
    记者问及，「你的外交官生涯中，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经历是什么？」吕新华回答说，「有两件事，我平时经常会不经意地说起。一是刚到外交部当信使的经历，另一件是后来给钱副总理当秘书。」
    
    甫到外交部的吕新华被安排到外交部办公厅信使队工作。外交信使是充满神秘气息的职业，在信息流通技术发达的今天，各国间的大部分领导人间书信、机密物品，仍然是通过外交信使送往国外的。外交信使的选才标准，除了强健的体魄，还应具备「政治坚定、意志顽强」的品质。对于经历充沛、好奇心强的年轻人而言，这一职业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吕新华也连连说起这段信使经历难忘记。
    
    吕新华说：「在完成工作之余，还可以浏览大千世界。在信使队的时候，我去过八十个国家，后来跟着领导人出访又去过六十多个国家，我一共去过一百四十个国家。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红墙秘书阅历大增
    
    而在钱其琛身边担任秘书长达十年之久的经历，无疑对吕新华的职业外交生涯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这里，就不得不首先提到他的家乡诸暨。诸暨是越国古都，西施故里，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县之一。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官场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绍兴师爷」，泛指绍兴籍的幕僚和书吏，诸暨亦是绍兴府八县之一。历史学者们总结，「绍兴师爷」必须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计谋的机心与撰拟官方文字的功底。
    
    吕新华笑言，「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师爷是管帐的，当军师的，管家的，我后来在领导身边当秘书，这个行当对我来说很合适，但做到位也不容易。」
    
    从一九八八年起担任外交部长，到二○○三年卸任副总理，钱其琛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内，担任中国外交的掌门人。钱其琛在开拓中国的外交局面方面显示了卓越的才干和灵活的外交风格，是国际外交舞台公认的明星外长。
    
    一九八八年，三十七岁的吕新华开始担任钱其琛的秘书，一九九三年钱升任副总理之后，吕新华也随之搬进中南海，成为了外界眼中颇为神秘的「红墙秘书」。吕新华说，「我在红墙里工作，主要是协助领导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这大大增加了我自己的知识和阅历。比如能够亲身见识党和政府是怎样管理我们的国家，红头文件是怎么出台的。」
    
    刚刚卸任的特派员杨文昌日前在香港谈到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时表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钱其琛。吕新华说，「钱副总理的外交风格确实受到部里很多人的关注，我也受益匪浅。比如有时候我陪同参加会谈，对方领导人突然提出某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在旁边担心会不会带来气氛紧张，而钱副总理却用淡淡的几句话就化解了，确实是绵里藏针。他一直提倡，很严肃的问题不一定用很高的音调去阐述，而用平和坚定的语言，这种风格很值得我们学习。」
    
    而在钱其琛身边工作，也让他有了更多接触香港的机会。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钱其琛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参与和设计了香港回归的全过程。吕新华特别谈及对香港记者的印象，「当时钱副总理在预委会、筹委会工作时，会前会后总是有大批的香港记者围上来。但有时记者往往会提出一些带有进攻性的问题，你不得不回答，但由于时间紧，往往只能说几句话，有时容易造成报道不全。现在我们很多领导人很重视媒体的作用，外交部与媒体也有很好的关系。」
    
    韬光养晦并未过时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吕新华担任秘书的这段时间，实际上经历了中国外交一段极其苦难的阶段。可以说，他作为钱其琛的助手，在决策中枢见证了十几年来中国外交的变迁过程。
    
    吕新华说，「共和国的外交真的是在逐步地发展。八九政治风波之后，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得以逐步恢复、改善、发展。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了，国际地位提高了。周边国家感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影响，他们曾担心中国强大会带来威胁，但也看到带来的机遇，看到中国外交并不是咄咄逼人的，对中国发展也慢慢了解了。但也有一些政治势力对中国有敌意，国际上有人渲染『中国威胁论』。」
    
    一九九○年，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在去年，围绕「韬光养晦是否过时」曾在学界和媒体引发了规模不小的讨论。
    
    吕新华指出，「中国还处在发展时期，小平这几句话没有过时，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不会变。和平与发展是外交的两大旗帜，我们靠这两面旗帜赢得了朋友，也发展了我们自己。外交当然要有所作为，但绝对不能按捺不住。」
    
    他说，「以前外国的外交部长打个电话过来，外交部的领导还要开会商量研究怎么办。现在遇到别国的外长有电话，李肇星部长拿起电话就接，有事拿起电话就拨。这是几十年前无法比拟的。这个变化给我的印象很深，说明我们的外交自信心、外交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大公报记者 孙志 马浩亮 2006-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