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美丽让他魂牵梦萦
    
    在担任安南首席发言人的8年半时间里，埃克哈德跟随安南去过100多个国家。有些地方，埃克哈德甚至连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但杭州却成了埃克哈德魂牵梦萦的地方。2002年，当埃克哈德陪伴安南来到杭州时，美丽的杭州让埃克哈德不禁暗生心愿：“这就是我想要待的地方，我要来这里教书。”
    
    回忆起4年前的美好感受，埃克哈德依然充满柔情。“我一直思念着杭州。在2002年的时候，我陪同安南来到杭州。在浙江大学，安南就艾滋病问题发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说。我记得我们是在晚上到杭州的。当时，我们就住在西湖边，那时我必须从一间设置好电脑的客房，跑相当长的路到秘书长住的另一间客房。黑暗中我在这条路上往返穿梭，不同寻常的是，我注意到了湖边那一排排可爱的树木。那是一个明净的夜晚，月亮在湖面上洒下皎洁的银光。我看到远处，一条小小的老式的船悄无声息地从水面缓缓划过。我停了下来，出神地看着。我看到远处的湖岸上有一座宝塔，宝塔的后面是一抹可爱的山峦……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告诉自己，这一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自此以后，“杭州之梦”就留在埃克哈德脑中。当他去年2月提出辞职时，他对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说：“我的愿望是，退休后能去杭州教书。”这个愿望，让这名中国记者瞠目结舌。随后，浙江大学送来了聘请书。
    
    4年后重回杭州，这一次，埃克哈德的身份是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杭州还是那么美。这次，我还看到了西湖雪景，非常非常迷人。不过，现在杭州在我的印象中与4年前有所不同，它不仅美丽，而且充满活力，非常繁华。”
    
    “我为教授的称谓感到不安”
    
    2月22日晚6点30分，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临水厅。
    
    偌大的报告厅人头济济。除了350名选课学生，还有不少慕名前来旁听的学生。由于座位不够，阶梯过道上、主席讲台下，都坐满了学生。“我是第350个选上课的人。”浙江大学信息学院光电子系三年级学生王禹东告诉记者，自己两天前试图选这门课，但已显示人满，直到上课当晚再作尝试，才幸运地成为埃克哈德第350名学生。
    
    当晚，埃克哈德为学生讲授《冷战后的联合国》第一课。在浙江大学，埃克哈德主要讲授《冷战后的联合国》以及《联合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前者是全校性本科生选修课，后者是新闻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
    
    开课前10分钟，埃克哈德就到了教室，摆弄电脑与投影仪，为上课作准备。看得出，埃克哈德为上课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大屏幕上的讲义密密麻麻，即使一句调节气氛的玩笑话也事先准备好，被印在屏幕上。让记者意外的是，为了这门课，他甚至充当起了“记者”，电话采访《战争赋予我们的意义》的作者克里丝，并将采访录音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分享。这堂课整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记者事后才知道，当晚埃克哈德没吃晚饭就赶来上课了。
    
    “中国学生很聪明，非常努力。在来中国之前，我听说过中国学生的两种说法，一是说中国学生很敬畏老师，不会随意问问题，另一种说法则是，在所有亚洲学生中，中国学生是最外向的。目前看来，后者更确切，我的学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我提问！”埃克哈德告诉记者，能够重回课堂，自己感到很兴奋，“我很乐意和他们交流。当你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时，你是愿意和年轻人分享你从人生中学到的东西的。这次能够成为大学老师，我感到很高兴。”
    
    但“教授”身份让埃克哈德感到不安。“我认为教授是一个很高的称谓，一个教授需要花多年的时间潜心积累某个学科的深厚知识，然后在解析这些知识的基础之上，传授这门学科。我认为我的学识不至于让我可以担当这个称谓。我只是一个发言人而已，而且还是一个前发言人。”在上课时，埃克哈德也告诉自己的学生们，“不用叫我教授。”
    
    “发言人最基本的纪律是克制自己的感情”
    
    “发言人的生活什么样？那根本不能叫生活。”埃克哈德说，当安南被选举为联合国秘书长时，自己就曾想到，如果担任他的发言人，将不会再有私人空间。“作为这样一个高端人物的发言人，就意味着一天24小时的工作，手机将不分昼夜随时都会响起，而且必须以旋风的速度奔跑着工作。”
    
    在担任安南首席发言人的日子里，每天早晨7时，埃克哈德就开始工作，了解从联合国驻世界各地新闻中心传来的新闻报告。到9时，埃克哈德和他的工作伙伴需要将这些新闻报告处理成一份“世界新闻摘要”，同时还要准备一份“早间要闻”。
    
    安南通常在10时到达，而埃克哈德则是安南下车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从走廊到电梯间，两人会一起商讨“早间要闻”的内容，而在简短的谈话中，埃克哈德需要了解到安南这一天的工作重点以及他对当天要闻的看法。整个下午，埃克哈德就要与工作伙伴一起应付记者的提问。
    
    “发言人要花费大量时间搜集信息并且还要估计记者们会问的问题。他必须时时了解最新的新闻事件，并且把新闻传递到他‘老板’那里。除此之外，他还得和‘饥饿’的媒体人员打交道，这些记者的要求通常很高，有些记者甚至很气人。发言人还要记录下他‘老板’对媒体说的所有话，并且将它放到网上。”埃克哈德认为，发言人一项最基本的纪律，就是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想法，为他代表的组织和个人说话。
    
    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对埃克哈德评价颇高，都称他为“镇定自若先生”。不管面对多么难缠的记者、多么尖锐的提问，埃克哈德总能保持冷静、沉着应对，既不与记者争执，也从不让记者难堪。
    
    而他的同事也给予埃克哈德极高的评价。一名同事回忆道：“十分怀念与他共事的日子。他的智慧、洞察力、丰富的人生阅历、敬业精神，尤其是他的品格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使我们受益匪浅，为此我们永远感激不尽。”这名同事还谈到了一件小事，“有一次，地上有一张小纸片，不知是从哪里跑来的。大家都在忙，谁也没有去理会。那张小纸片就在地上翻来滚去，在进进出出的记者和同事的裤脚裙边飞来飞去。我那时也刚好经过，也顾不上那么多，走过去，还给了它一脚。后来，我突然觉得后面有人，转身一看，原来是埃克哈德，他正蹲下身去捡那张纸片，然后走到垃圾桶边，把纸片丢了进去。我怔在那里，半晌才回过神来。后看到地毯上的纸片，我都会下意识地去捡———一直到现在。”
    
    对于这件事，当记者采访时向埃克哈德提起时，埃克哈德显得有点惊讶，“是吗？哦。我都不记得了。”
    
    “我和他必须像夫妻一样融洽”
    
    在联合国的日子里，安南是埃克哈德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每次我张嘴，我都是为安南说话。所以，我必须知道他对每件事的想法。因此，我必须大部分时间都和他在一起，并且‘爬’进他的脑子，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埃克哈德说，一个发言人和他“老板”之间的关系必须像丈夫和妻子一样融洽，两个人必须对对方的存在都感到舒适，而且充满信任。
    
    “我觉得我和安南间至少这一点是很像的，我们两个人都很懂得克制，随时保持镇定自若。我想，这大概也是他比较认可我的一点。”对于安南，埃克哈德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安南的眼睛。“在科索沃难民营当他把孩子抱在怀里时，他的眼神充满了柔和，具有同情心。而当他愤怒的时候，他的眼神是严厉的，甚至让人感觉到‘电闪’。但是无论他怎么生气，他都不会提高他的声调，你只需要看他的眼睛就可以了。”
    
    事实上，在担任安南首席发言人以前，埃克哈德就与安南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当联合国秘书长是加利时，我是高级发言人。因为我主要负责维和部分的发言工作，而安南当时负责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所以当时我们的联系就比较紧密。”
    
    自己受聘成为浙江大学的一幕，也让埃克哈德想起了安南的类似体验。埃克哈德告诉记者，自己没有预料到在这里和妻子会受到贵宾待遇，有点吃惊，还有点尴尬。“浙江大学的校长在一个正式的仪式上给了我一张客座教授的证书。当时是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在舞台上，簇拥着鲜花的讲话台，而在我后面，则是一大行字，上面有我的名字，足足有两英尺高。这让我想起了安南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后的第一次官方露面。他出席瑞士DAVO的世界经济论坛，作为当时的主要发言人，当他靠近话筒准备发表演讲时，他注意到在他后面有一个现场直播的电视画面，在画面上，他被放大了许多倍。他又转回来，对底下的听众说，‘我希望我永远不会习惯这种场面。’”
    
    背景资料
    
    埃克哈德1942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65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1993年起，他开始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助理发言人。1995年，埃克哈德调往维和部队任首席联络官，直接在秘书长安南的手下工作，1997年，正式成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首席发言人。
    
    2006年03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