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先生，副校长先生，各学院、各部门的领导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这是一个如此隆重的仪式，以至于我觉得我需要克制着才不向各位尊敬的先生和女士们请教：你们确认不会搞错了吧？你们知道，我并不是科菲·安南，我只不过是他的发言人。
今天的场景不禁让我想起1997年科菲·安南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后，最初去海外考察阶段中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应邀赴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他被请到了台上，当他开始演讲的时候，他的实况转播图象出现在其身后的巨型电视屏幕上，图象把他放大了十几倍。安南中断了他的演讲，转过身去，不太自然地看着那幅图象。然后转回身来对观众们说道：“天哪，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
我可以愉快地说，虽然安南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担任政治要职，并且游走于战火纷飞的战地前沿，但是，根据我的判断，他仍然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谦逊和正直。能够在去年6月退休之前的8年半时间里，担任他的发言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一直梦想教书育人。事实上，我一直在思念着杭州。在2002年的时候，我陪同安南来过杭州。在浙江大学，安南就艾滋病问题发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说。抑制艾滋病传播是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最关注和亟需处理的问题之一。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安南更是将中国视为控制艾滋病病毒全球蔓延的重要阵地。安南不仅在杭州得到了盛情款待，而且他觉得，他关于抑制艾滋病的呼吁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接受和传播。随后安南去了北京，与当时还是副主席的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就此问题进行探讨，我也随同参加了那次会晤。在那次会晤中， 胡锦涛主席主动提出了关于艾滋病的问题，并且对如何在中国处理这一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会晤的结果是：在2003年世界艾滋病日那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一位艾滋病感染者握手的画面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这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政治信号，标志着中国将开始推进新的、更全面的艾滋病抑制政策。此政策在2003年12月，由温家宝总理正式宣布。这一举措赢得了广泛的——尤其是来自由彼得 皮奥率领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赞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中国在实现联合国国际会议所定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一直具有深刻的印象。中国政府不断地调整机构运转以实现既定目标。安南对此也非常赞赏，我在许多场合中，都曾听到他对别人如是说。
让我们重新回到2002的杭州之行上来吧。我记得我们是在晚上到杭州的。我不清楚你们是否知道发言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坦率地说，那根本不叫生活。我四处奔忙，想方设法连接英特网，然后为秘书长收集和下载最新的新闻，从而保证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对新闻一览无余，高屋建瓴。我每天至少做三次这样的工作。我拿着录音机，追着他跑，这样的话，如果他停下来和记者说几句话，我就可以把它们录下来。然后我把录音誊抄出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回我的办公室，在那儿，这些内容会被放到英特网上。我跑得是那么地快，而他的官方访问时间又是那么地短，生活象旋风一样，去过的地方也难以记完全。比方说，几年前，我们进行了一次五国访问，这五个国家的名字都是以“斯坦”结束的。直至今天，我仍然只能记起其中的四个国家名称。可杭州却如此让人难忘。 当年在杭州我们就住在西湖边，那时我必须从一间设置好电脑的客房，跑相当的路到秘书长住的另一间客房。黑暗中我在这条路上往返穿梭，不同寻常的是，我注意到了湖边那一排排可爱的树木。那是一个明净的夜晚，月亮在湖面上洒下皎洁的银光。我看到远处，一只小小的老式的船悄无声息地从水面缓缓划过。我停了下来，出神地看着。我看到远处的湖岸上有一座宝塔，宝塔的后边是一抹最可爱的山峦……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告诉我自己，这一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后来与外交部官员谈话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在说：“我退休了以后想到杭州来教书。”
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在去年4月的时候满62周岁，但是安南希望我呆到6月再走。退休前安排了退休聚会和退休采访。其间，新华社驻联合国通讯员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想采访我。采访中他问我退休后打算做些什么，当我说我想来杭州教书的时候，他瞠目结舌。我想这个故事可能在中国流传得挺广，因为接下来就是我和浙江大学的代表商谈并签署了合同，就这样，我来到了这里。
来浙江大学后， 我发现这里的人们称呼我为“教授”，而今天潘校长更是将这个称呼正式化、官方化了，现在我是一个客座教授了——尽管事实上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教授。我只是一个发言人，而且还得说我曾经是个发言人。一个教授需要花多年的时间潜心积累某个学科的深厚知识，然后在解析这些知识的基础之上，传授这门学科。但是身为一个发言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忙于奔波，而几乎无暇思考。
当我在准备浙江大学的课程时，我才开始关注这么多年来我对新闻媒体所说的话的历史背景。我开始进行分析性的思考，而这可是自我学生时代而来的首次。这是一次深深令人欣喜的美妙经历，谢谢你们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希望现在能将我对联合国的了解和知识，与你们学生分享。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会在这里教授两门课程：一门是关于怎样做新闻发言人，主要面向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另一门是关于冷战后的联合国，是全校性的选修课，面向全校学生。
校长先生，我希望濡染我的传播学学生们的一个理念是“尊重事实”。尽管我在做出了这个高尚宣言后还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如何界定“事实”的问题上，也还有些哲学方面的疑惑。不过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么它就是鸭子”。或许“事实”这个词也可以这么解释。
有太多的政治领导者犯下了试图掩盖坏消息的错误。但是，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互相连动的世界里，最好的建议就是说出事实——快速地说出，并且由你自己来说。事实上，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助手就曾经写过一本类似标题的书，分析了他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
关于冷战后的联合国这门课程，校长先生，我不得不承认这门课对我来说有些难度。我1985年加入联合国，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但是经历历史和理解历史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阅读了大量由真正的教授们撰写的书，也由此对这近20年来的纷繁复杂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将试着与我的学生们分享我的新发现。
先生们：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搞懂。在联合国任职的20多年时间里，我向媒体报告了许多糟糕的事情：柬埔寨、卢旺达和苏丹的种族灭绝，许多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还有现在面临的全球冰层融化问题。当我回顾上个世纪促成联合国成立的种种事件时，情况就更糟糕了，其中包括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威胁，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将会是核战争。我向我的学生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将会是：“是什么使人类本性如此残酷和富有攻击性？”不过很抱歉，我自己也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今天我重返课堂，不过不是以学生的身份，而是以客座教授的身份。但是先生们，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想请别叫我教授，叫我Fred就可以了。
再次谢谢您，校长先生，谢谢您今天下午授予我的荣誉，也谢谢您提供我在这个杰出大学教学的机会。我希望我不会令你们失望。
（2006年2月20日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临水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