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巩（1905~1945），原名费福熊，江苏吴江人。曾任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怀念起老师费巩，他的学生首先会想起燃烧在民国年代的一盏油灯，光焰微弱，“明净而纯洁”。
    
    这盏灯，由刚担任浙江大学训导长的费巩亲手打制。当时，他见学生宿舍的油灯太暗，就拿出自己的薪金，亲自试验植物油灯。为了能让油灯亮度大、烟气小，他在房间里敲敲打打，连自己的香烟罐也用上了。
    
    费巩颇爱惜自己的独立身份，这也破了此前大学训导长一定是国民党党员的先例。他不似某些训导长动辄“陷害好人、做假汇报、开黑名单”。刚上任，他就发表演讲，称不做“警察厅长或侦察长”，仍旧是一副名教授的派头。
    
    在熟识他的人眼中，这位名教授尽管外表温文尔雅、雍容大度，但为人处事正直不阿，“不入时流”。
    
    他管学生也与众不同。别看毕业于牛津大学，但出自他的许多规定却被视作“保守固执”。譬如，在他的课堂上，不允许男女杂坐。用他的话说，女孩子要像个女孩子，不能疯疯傻傻；他甚至不准学生去街面上的饭馆吃饭，理由是“大家子弟，不入市廛”。也因此，学生们揶揄他“封建落后”。
    
    在教学上，费教授同样“固执”得可爱。他非常怀念中国古代书院式的教学，批评当时流行的新派教学，让学生失去了根基。他声称愿做学生的保姆，甚至亲自率领校工，到学生宿舍去烫臭虫。有一天，他的一个学生不幸夭亡，他写的日记“悲悯之情，令人动容”。
    
    他坚持，“学校不比官场，空气应自由”，认为“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养学生品格”。他谆谆以不偏不党教导自己的学生，主张开除隐藏在学生中军统骨干分子和特务。
    
    这位训导长还支持学生创办“生活壁报”，并规定：撰文作者不受任何检查和限制，姓名也绝对保密，竭力维护他们的言论自由。一次，学生的文章被训导处撕去，他“闻之气愤”，亲自到训导处责问。
    
    “我相信每个人自己都长着一个脑子，他们有判断好坏是非的能力……我不喜欢强制人们必须去接受某一种思想，把思想标准化。”他说。
    
    碰到学生有麻烦时，他常常四处奔走。当时，经常有左翼学生遭当局迫害、追捕，这位“保姆”总是全力保护营救，甚至让他们在自己家中躲避，并借给他们自己的皮鞋和衣服。然而三青团学生营私舞弊被揭发时，他却又力排众议，主张严办，不可姑息。当别人以此称赞他时，他却表示，这只是一名教授对学生应有的“本分”，与政治倾向没有关系。
    
    这样的教授自然深得学生爱戴，每晚等候听他讲课的学生，总是排成长队。
    
    遇到兴致好的时候，这位赤子之心的名教授，还会组织中学的校友们，踢一场小足球。但大多数时候，他要么“缄默”，要么抨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主持教务会，只有他跳出来，冷言冷语地表示“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他还写信给校长，要求“会议要自由讨论、勿专寻章摘句”。然而这样一位训导长，最终却因为“放纵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被迫辞职。
    
    对当时许多人羡慕的仕途，费教授视若敝履。一名昔日好友去南京做官，他听说后在日记中写道：“此君本性士，奈何竟作贼”。当有人劝他加入国民党时，他当面斥责对方“出卖灵魂”。而在政治态度上，他坚持自由民主，对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他撰起文来，毫不留情。当国民党贪污腐化成风时，他抱病演讲，大骂不已，“颇觉痛快”。
    
    据家人透露，费巩最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作为一个人，费巩追求的是做人的尊严。他向往精神上的自由，耻于倚门卖笑。”
    
    他的正直以及固执，最终给他惹来了麻烦。1945年3月，重庆大雾，40岁的费巩，在出外讲学途中突然“失踪”。国民党当局拒绝承认他被“秘密逮捕”。众学者虽经多方寻找、营救，终不见下落。从此，费巩其人，以及他苦心秉持的教育理念，一并在国人视野中，销声匿迹。
    
    (本报记者 张伟)2007-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