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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韫明:纪念父亲王淦昌百岁诞辰

发布时间:2007-11-12来源:作者:浏览次数:44295


    一、浙大情缘
    
    首先感谢浙大物理系邀请我和妹妹遵明来参加这次盛会。走进杭州,走进浙大,我倍感亲切,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们全家和浙大之间有着太多的情缘。
    
    我是1949年从浙大生物系毕业的,中学时代是湄潭浙大附中的学生。我的老伴1948年从浙大航空系毕业。毕业后,我们都留任助教工作,1952年随着院系调整一起分配到南京。因此浙大是我们的母校。
    
    我父亲从1936年(正好29岁)到浙大物理系任教,后随浙大西迁,直至1950年奉命调到中国科学院。这十四年是父亲在教育战线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段,也是年纪比较轻,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全家随浙大一起西迁,至1946年抗战胜利又随浙大一起迁回杭州。
    
    二、漫漫西迁路
    
    父亲到浙大工作不久,抗日的战火就弥漫到了杭州。竺可桢校长以他惊人的胆识,毅然决定全校师生带着书籍、实验设备及家属一起西迁。在竺校长的亲自带领下,学校冒着敌机的轰炸,坚持办学。西迁中辗转六省,克服种种困难,行程2600多公里,最后于1940年到达遵义湄潭。在遵义湄潭永兴坚持办学7年至抗战胜利。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文军长征”。
    
    在西迁途中有几件事我一直记忆忧新:
    
    父亲带着全家(三个孩子,都比较小,均10岁左右)随浙大西迁,第一站到建德,弟弟德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我和大弟弟先随束星北先生到湖南,全家在湖南会面,然后再到广西宜山。敌机天天来轰炸,妈妈带着我们天天出去躲警报,亲眼见到敌机轰炸浙大标营校区,真是惊心动魄!1940年,我们到达遵义湄潭,才有了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也就是在那里,我的小妹妹在此出生了。
    
    在湄潭期间,通讯状况不是很好,很多学术杂志经常拖延很长时间才能到达,而且,那段时间,父亲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学校就空出时间让父亲好好养病。利用养病的间隙,父亲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集中思考了他多年探索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问题,写成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寄到了美国《物理学评论》杂志并发表。后来,美国物理学家阿伦按照这一建议做了实验,取得了巨大成功,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1942年最杰出的成就之一,该实验也被命名为“王淦昌·阿伦实验”。用父亲自己的话说,由于当时实验条件的限制,只好做些“搭桥”的工作,实验只好让别人去做。
    
    湄潭是个美丽幽静的小城镇,浙大理学院迁到湄潭后,我们在这里才完全安定下来。当时父亲染上了肺结核,身体比较弱,出生不久的小妹也因为奶水不够,很瘦弱。因此,母亲在屋后山坡上种些青菜,养些鸡,还养了三只羊,我们放学后就经常帮着到草地上放羊。父亲有时也牵着羊去实验室工作,每天上班的时候把羊牵到实验室外边的草地上,等下班的时候,羊也就吃饱了,然后再牵回家。就是这样的一段经历,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也把爸爸称为“羊倌教授”。有了羊和鸡,大家增加了点营养,父亲的病才稳定了下来。当时我们兄妹有五人,我和姐姐在浙大附中读书,弟妹还小,家里只依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比较艰苦。父亲的身体稍好一点,加上思想特别活跃,就承担了好几门基础课,还开设了前沿课程“原子弹物理”(国内第一家),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系主任工作(因何增禄先生有病),因此工作十分繁忙。
    
    物理系的教学科研很有起色,每年都举办物理学年会,在大会上宣读论文。1944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参加了那一年的年会,对会上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完全可以和牛津、剑桥大学媲美,可称‘东方的剑桥’”。在战乱多年的中国,在一个小小的城镇,竟产生了如此多的学术成果,这是李约瑟没有想到的。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父亲总是感慨万分地说,“40年代在湄潭的这一个阶段,是我人生最有活力,最富有创造力的阶段,出的成果也最多。是湄潭的山清水秀给了我们如此优美的环境,是淳朴厚道的湄潭人民的深情厚谊给了我们坚强的支持,还有浙大浓厚、宽松和谐的师生关系营建了巨大的创造空间”。这也是求是精神的感召。
    
    一直以来,父亲都对湄潭有着深深的思念,但终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起长途跋涉而不能实现故地重游的愿望。1997年,为了了却父亲对湄潭第二故乡的思念之情,我和妹妹王遵明特地从北京出发,经遵义、湄潭到永兴,我们受到了湄潭政府和一些老同学、老朋友的热情接待。虽时隔半个多世纪,但这份情谊却依然那么深厚!
    
    三、父亲热爱祖国热爱党,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抗日战争早期,为支援抗日,父亲把原有的一点积蓄以及母亲结婚时陪嫁过来的首饰都捐献了出来。
    
    从德国留学归国前,他拒绝了对方的一再挽留,毅然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立志报效祖国(1934年回国)。
    
    1960年底,父亲在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期将满,奉召回国前,他把在苏联期间省下的14万卢布(旧币)全部交给了中国驻苏大使馆。当时国内正处三年困难时期,他却没有给家里留下一点。
    
    1961年,国家要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愿以身许国”。从此隐姓埋名,为完成这一神圣使命,艰苦奋战了17年。
    
    父亲入党比较晚。72岁时加入党组织,他是真正从心底佩服党,相信党。经历过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他相信共产党一定能纠正错误,端正方向,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每当看到国家有大的灾难和特大洪水、地质灾害等,我们党都尽一切努力抢险救灾,综合治理。他就说:“共产党真了不起”,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话。
    
    入党后,他也认真地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不搞特殊化,反对走后门,杜绝浪费,从不准家人用公车,生活简朴,过得去就行,奖金全部都用来做奖学金奖励。
    
    他注意节约每一滴水,从不向组织伸手要什么,时刻想着国家的困难,对工作却特别认真。只要是对国家有意义的事,他都会尽一切力量去做。如他对我国核电事业的建设据理力争,到处呼吁,还自荐去中南海讲话。只是当时国家领导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没有采纳父亲的意见。
    
    四、父亲最热爱的一项科学研究
    
    父亲一生热爱自然科学,投身科学事业,一直关心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他与其他三位专家提出了发展我国新技术的863计划。在他一生从事过的研究中,他最满意,也是他最后几年全身心倾注的一项就是“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的研究。
    
    他曾对我说过:“原子弹的工作是大家一起干的,我没有做什么。”激光引发核聚变却是我独立想出来的,是可以造福全人类的最有意义和前途的科研工作。他还说,这项工作起步并不晚,只是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落后于人家。但值得欣慰的是,惯性约束核聚变项目已列入国家863研究课题。有了比较充足的经费来源,许多后起之秀也已陆续加入到这项工作中,与前辈们一起,为实现我父亲开创的这一伟大事业不断拼搏。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研究一定会结出灿烂的硕果。
    
    五、父亲勤奋好学
    
    父亲一生勤奋好学,特别关心自然科学的前沿问题。他从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一有空就不停地思考,遇到问题就向别人请教,他最高兴听的是科研中的新思路,新发现。他鼓励年青人“科学研究要锲而不舍,遇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这也是我的经验教训。”他常说:“我并不聪明,但还算勤奋,聪明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勤奋”。“业精于勤,勤能补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我们会永远学习,永远铭记在心中。
    
    父亲经常邀请他指导的学生来家里谈心,我母亲就做几个家常菜来给学生们增加点营养,他们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在浙大的14年,他培养了一批科技方面的杰出人才。李政道、李天庆、李寿楠、李文铸是一班的,还有胡济民,程开甲等,这些都是父亲的学生。能够培养出这些物理人才,是父亲在浙大最值得纪念的事。
    
    最后,我祝浙大和浙大物理系越来越好,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根据王淦昌先生之女王韫明2007年10月11日在浙江大学王淦昌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