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对自己的医学创新重视不够、信心不足，常常只是把国外的成果拿来再用。事实证明，只要大胆创新，勇抢科学的制高点，我们也能在基础和临床研究上出成绩！——一位2008年度全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者的感言：医学创新有了“浙江自信”。
健康，是人们永恒的追求。省科协最新公布的浙江人科学素养调查显示，群众最期待的是医疗方面的科技进步，74%的被调查者希望癌症及疑难杂症诊疗技术能有新进展。
2月11日，2008年度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杭州召开。盘点279项获奖成果，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医药卫生领域的获奖成果有65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22项，三等奖39项，占全省获奖项目的23.3%。
从探究近视眼的发病机理到利用干细胞技术治疗心功能不全，从为恶性肿瘤确立诊断标准到为肾移植病人提供个性化治疗……掂量着这一项项凝聚着医学科研人员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我们更能深刻感受到：医学进步，正在让百姓生活更加健康。
注入“种子细胞”，治疗心肌梗死研究有突破
病人大面积心肌梗死后，只要从心脏血管注射一管从患者自己骨髓里提取出来的干细胞到心脏坏死部位 (干细胞是人体中最重要的细胞，能形成从肌肉、肝脏到脑、心脏的不同组织和器官，俗称“种子细胞”)，就能促使梗死区血管新生和部分心肌生长并改善心脏功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病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建安，凭借对这一新技术的深入研究获得了2008年度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这项创新型技术，给心功能不全患者尤其是心肌梗死患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向。每年中国心肌梗死病人超过百万，虽然可以通过采用药物治疗、心脏介入或搭桥手术解决部分病人的血管畅通和心功能问题，但不少心肌梗死病人的心脏肌肉却仍有坏死，心脏功能大大受损，表现出来就是手术后心跳加快，稍一运动便气喘吁吁，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如何在传统治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患者的心功能，王建安开始苦寻出路。2002年，他从英国《自然》杂志上获悉，欧美等国正在开展一项“干细胞移植治疗心肌梗死疾病”的研究。这让他一下子就兴奋起来：如果能通过干细胞移植改善心肌梗死患者的心功能，无疑是一条全新的治疗途径。
王建安很快开始了大量的前期探索，当年就在国内率先将技术运用到临床上。他先从病人体内抽出了几十毫升的骨髓，提取到数百个干细胞，然后再将它们培养到近千万个。几周后，再将这些干细胞注入到患者坏死的心脏肌肉处。几个月后，数十名心肌梗死病人的心脏功能（心脏射血能力）提高了5%到6%。其中一名来自内蒙古的重症心肌梗死患者，经过干细胞治疗后，在半年时间内坏死肌肉面积就明显缩小，心脏功能得到显著改善，创下了我省医学界的奇迹。
然而，由于不少心肌梗死病人心脏功能改善的情况并不明显，基础研究表明，一开始移植到心脏的干细胞存活率非常低，只有1%左右，各种质疑也随之出现，有人还劝他早点收手。“退回以前的老路，我照样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名医，但要让更多的患者解除痛苦，就必须走出一条新路。”王建安说。
他冷静分析后认为，干细胞移植后心脏功能改善，说明这种方式是有效果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干细胞移植后存活率的问题。
2007年，在无数次的动物实验后，王建安发现，经过缺氧状态培养的干细胞，在移植到心脏后存活率从以前的1%左右提高到8%至10%。
多年来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硕果。王建安的这一科研成果，相继发表在《欧洲心胸外科》等重量级学术刊物上。5年来，他已经为近百名心肌梗死患者进行了干细胞移植治疗，其中80%的患者心脏功能和生活质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过去，我们对创新重视不够、信心不足，常常只是把国外的成果拿来再用。事实证明，只要大胆创新，勇抢科学的制高点，我们也能在基础和临床研究上做出更多成绩！”王建安说。
目前，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重大科技攻关专项等项目的支持下，对干细胞移植治疗心脏疾病进行深入研究。“我们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完善这一技术，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确立诊断标准，让健康人免受肠镜检查之苦
在大肠癌筛检中做过肠镜检查的人，一定会难以忘怀其中的痛苦。这也是许多人拒绝进行肠镜检查，甚至错过最佳诊疗时机的重要原因。更严重的是，按照原有的筛检条件，许多原本不患大肠癌的健康人，也要经受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考验。
如今，在我省科研人员的努力下，这将不再是问题。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郑树教授主持完成的“恶性肿瘤的血清蛋白质质谱诊断标准的建立及其应用”项目，可大大缩小大肠癌筛检肠镜检查人群，提高筛检准确率。该项目近日被授予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目前，大肠癌是我国第5位主要恶性肿瘤，全国每天约有271人死于大肠癌。在大城市, 大肠癌发病率高居男性第3位、女性第2位。而早期大肠癌患者多能治愈，因此早发现、早诊断至关重要。
常规大肠癌筛检方案是针对40岁至74岁人群，通过大便隐血测试筛查到高危人群，再做肠镜检查。按照原有的筛检条件，100人中需要做肠镜的高危人群有35至40人，其中发现大肠癌早期病变、早期癌和癌的患者近10人。
致力于大肠癌防治研究30多年的郑教授深知，能及早确认10个患者确实不易，但反过来讲，这也意味着还有四分之三的健康人接受了不必要的检查，白白经受肠镜之苦。
能否通过更加简单的血液检查，在高危人群中筛检出真正需要实施肠镜的高高危人群呢？2000年，郑树教授决定对此开展研究。
在研究中她了解到，美国研究人员最早发现可以通过血液检测来早期甄别卵巢癌，但因为这项高尖技术非常灵敏、不稳定、数据量大、分析复杂而无法进行临床应用 ，相关研究也几乎徘徊在原有水平。这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研究应用该项技术同样“此路不通”？
郑树教授在认真剖析国外研究不成功的原因，仔细审视自身条件后发现，团队中多数科研人员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背景，如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可解决数据分析问题；同时，对诊断建立严格的标准，也让重复试验推广应用成为可能。
之后，他们信心十足地开展了运用血清蛋白质质谱技术筛检大肠癌的基础理论研究，自主开发了数据分析系统软件，而且建立起稳定高效的标准化方案，终于实现了世界领先水平的大跨越。该项目已取得软件著作权1项、发明专利2项、发表SCI论文6篇，被他人引用次数达63次，EI论文1篇。
应用这一新技术，郑树等人已经为上万人进行了大肠癌临床筛查，将高高危人群范围缩小到13%至15%，使更多健康人免受肠镜之苦和缩减费用，筛查准确率提高到85%以上。该技术还可推广应用于乳腺癌、脑胶质瘤、甲状腺肿瘤、胃癌、食道癌、肺癌和肝癌等多种恶性肿瘤 ，为恶性肿瘤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条路能够走得通，正是因为我们基于国情组织科学研究，采用逆向思维攻艰克难，应用先进的医疗科技成果服务人民健康。”郑教授说。
个性化治疗，让肾移植病人花钱少活得长
为肾移植病人提供个性化治疗，让肾移植病人少花钱还能活得长，这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陈江华教授的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奖项目——“数字化肾脏移植受者模型的建立及相关生物芯片的制备”所取得的重大突破。
肾脏在人体中起着排泄毒素、维持体内水平衡的重要作用，随着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肾脏越来越“不堪重负”：目前，全世界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高达9%至11%，而慢性肾脏病患者中尿毒症的发病率又占了十分之一。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最后必然发展为肾功能衰竭导致死亡。
尿毒症目前有效的治疗方法包括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脏移植，而肾移植是最佳选择。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肾移植技术问世以来，全球接受肾移植手术的病人已接近100万，然而肾移植患者的10年存活率仅为50%左右。尿毒症的高死亡率、高治疗费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共问题。如何提高肾移植长期生存率已成为全世界移植领域的研究热点。
存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新的异体肾脏被移植到病人体内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对它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反应。陈江华说，为了控制这种排斥反应，病人需要服用抗排斥药物——免疫抑制剂。
一开始，这种抗排斥药物和治疗方案都是从国外引入。然而，每个人的免疫情况都不一样，加上东西方人体质的差异，使陈江华等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果照抄国外的用药标准和方案，用药少了排斥反应无法控制，移植进来的肾脏也就无法正常运转，而用药多了又会引起心脑血管并发症、恶性肿瘤、感染、中毒等，甚至导致病人死亡。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陈江华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了20多年的研究攻关，最终开发出了我国第一个数字化肾脏移植受者模型。有了这一模型，医生就能根据病人的免疫状态设置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从而减少药物副作用，提高患者的术后存活率。此外，他们还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人体血液里的白细胞内，有一种特殊的基因和肾移植排斥反应密切相关。据此，他们为携带高风险基因的患者开展了针对性治疗。
目前，浙医一院已经为近2600名肾移植患者进行了肾移植个体化免疫治疗，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从过去的17.6%降至9.4%，而患者5年存活率也从84.5%提高到93.7%，10年存活率达86.9％，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患者平均用药量也从过去的平均每年56476元下降到23670元，以目前全国每年肾移植5000例计，如果全国推广，可以每年节约肾移植相关费用1.2亿元。
“不照搬国外技术，引进之后大胆创新，是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陈江华说。他透露说，最近他们正在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力争经过3至5年的努力，让肾移植病人在手术后不用抗排斥药物也能活下去，活的时间更长，生活质量更高。
给老鼠戴眼镜，探究近视发病之谜(略)
(本报记者 肖国强 朱馨 通讯员 丁峥嵘)2009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