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40年代，浙江大学有一支能征惯战的学生篮球队，随着浙江大学的西迁办学，他们从杭州打到宜山，从宜山打到遵义，几乎是所向披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支球队为艰苦的校园生活带来了快乐和朝气，也为浙江大学赢得了声誉。
    
    教头舒鸿
    
    浙江大学篮球队的教练是体育主任舒鸿教授。舒教授在国内体育界，尤其是篮球界可谓鼎鼎大名，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作为裁判执法美国与加拿大的篮球决赛，为整个中国体育赢得了荣誉。当时在中国篮球界有南舒北董之说，北董是指南开大学的体育教授董守义，他是柏林奥运会中国篮球队的教练，南舒就是舒鸿。
    
    舒鸿教授对队员的要求非常严格，每次训练他都亲自指导，尤其重视队员的基本技术，全队的整体配合和体能训练。队员都是普通大学生，有些是喜欢篮球运动，有些则是身体素质出众被舒先生选中的，进队时基本功普遍比较差，舒鸿就从运球、传球、投篮、抢篮板等基础动作开始，给大家做示范，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使大家的基本技术得到很快的提高。
    
    舒鸿非常重视球队的整体配合。年青人喜好表现，尤其在比赛中，球场内外那么多人注视自己，总想能露几手给大家看看，有时便不免贪功，光顾自己投篮，不注意配合。舒教练不断给大家总结得失，讲解战术，一再强调篮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只有场上五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才能打出斗志，打出水平。
    
    正是在舒教授的指导训练下，浙大篮球队才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常胜之师。
    
    三挫军校球队
    
    那个年代，一般的大学和单位都不太重视体育运动，只有军队院校从培养未来军人的角度考虑，才重视通过体育锤炼学员的体质和毅力。因此，浙江大学篮球队在几次重大比赛，尤其是决赛中都与军校球队遭遇，并且每次遭遇都要碰撞出一些火花来。
    
    1937年春，浙江省运动会在杭州举行，作为最后一个决赛项目的男子篮球，争夺的双方是浙江大学篮球队和中央航校篮球队。航空学校是培养飞行员的，体质和力量当然远远比浙大强，但是他们的基本功和灵活性则却不如浙大。当时浙大出阵的五虎将分别为：中锋李永炤，后卫吴廷环和胡广家，左前锋刘奎斗，右前锋刘达文。胡广家是近视，打球时还得戴眼镜，舒教练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副防护罩，戴在头上像头盔一样。那时候不太见这样的“装备”，他朝场上一站，威风凛凛，很像是古时候的武士。两个前锋，刘达文身材高大，投篮又准，常在右侧得分；刘奎斗速度快，身手敏捷，常沿底线切入篮下，左手上篮，有时又急停跳投，让对方防不胜防。比赛进行得很激烈，浙大队牢牢掌控着局势，比分一直领先，终于夺得桂冠。
    
    1938年月10月，浙大经历第三次大的搬迁，从江西泰和迁至广西宜山。就在当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浙大篮球队参加了“乐群杯”赛，结果浙大和中央军校第五分校进入决赛。浙大篮球队的队员刚到宜山，还没有来得及休整，更谈不上球队训练，虽然是仓促上阵，但是依靠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的作风，还是击败对手，荣登冠军宝座。
    
    1940年夏，浙江大学已经迁至遵义、湄潭，遵义举行青年篮球赛，浙大篮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对手又是军队院校——步兵学校。就在几个月前，浙大在一次友谊赛中曾经输给过对手，这次是第二次相遇，又是正式比赛，狭路相逢，比赛还未开始就已经剑拔弩张。比赛那天，球场上挤满了人，许多同学甚至自带板凳，站在凳子上为队员们呐喊加油。竺校长也亲临观战，给队员们很大的鼓舞。
    
    这一战打得十分艰苦，对方队员动作比较粗野，犯规不断。浙大队的虞承藻和吴祖光一次漂亮的配合，虞承藻直插篮下，眼看就要得分，不料遭遇对方暗算，一拳砸在左眼位置，眼镜砸得粉碎，镜片刺入眼中。幸亏浙大早有防备，校医务室的医生带着医疗器械在场外听命，医务室周主任当即处置，把玻璃碎片从眼中一一取出。所好没有伤着角膜，也算万幸。浙大篮球队的队员实力平均，因此轮番上阵，使场上队员始终保持充沛的体力，士气旺盛，又不断变化战术，扰乱对方的阵脚，最终战胜对手。比赛一结束，四周立刻响起浙大学生和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竺校长也很兴奋，走上前去向队员们表示祝贺。
    
    竺校长“听”球赛
    
    这篮球比赛的观众都是看球赛的，也有“听”球赛的吗？有。竺校长当年就“听”过浙大校队的比赛。
    
    那一次浙江省运动会，浙大男篮与中央航校进入男篮决赛，赛场在梅登高桥体育场，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体育场那一带。竺校长和教务长郑晓沧、秘书诸葛振公一起去观战。到了体育场门前，才发现来观看比赛的人太多了，体育场门前围得水泄不通，三位先生根本就挤不进去。竺校长不肯回去，说是看不到比赛，听听也好，于是他们三位就在体育场门外“听”球赛。

两天之后，竺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生动地描述了他“听”球赛的感受。他说，一上来就听见里面大声欢呼，声音很高，但不太整齐，我知道这是浙大学生的欢呼声，肯定是我们旗开得胜了；稍过了一会儿传出来整齐划一的拉拉队的声音，只有军校学生才有这样严格的训练，想来是他们进球了；后来，两种声音此起彼落，一定是双方互有攻守，比分交替上升，这是拉锯战，打得最艰苦的时候；再到后来，航校学生那种有组织的整齐的拉拉声占了上风，我们这边变得鸦雀无声，我想不好了，不好了，我们是输定了；最后，一声长长的鸣笛过后，一片欢呼声响了起来，我就知道还是我们浙大胜利了。
    
    竺校长兴味十足的描述，让全校师生也享受了一番“听”球的乐趣。
    
    （李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