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家钰
1954年秋，浙大机械系招收新生320人，分机制、金切、光仪和铸造四个专业各二个班（原机制3个班，光仪1个班，1956年后调整）。张浚生学兄读光仪541班，我读铸造541班。《亲历回归与合并——张浚生访谈录》（简称《访谈录》，下同）记录了张浚生在母校的学习生活、留校任教、走上校党委和杭州市委领导岗位、亲历香港回归祖国大业和出长四校合并新浙大党委的主要人生经历。我和他在浙大同窗四载，毕业后对他的工作变迁和取得的成就，一直予以关注和祝福。《访谈录》中的纪实，除大学时代的学习生活我亦亲历外，其他大都只听到些皮毛，不知其详，许多细节更鲜为人知。所以阅读此书，甚感亲切，绝对是精神生活的享受，更深得启示和教育。苍天垂青，时代赋于张浚生绝好的历史机遇，给他充分展示政治睿智、党性品德和多才多艺而长袖善舞的舞台，让读者亲切地感染到这位求是学子的人格魅力。
于无声处听真言
张浚生14岁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浙大反右时，他担任机械系三年级团总支书记，他和年级党支部书记、铸造542班的施海蜃主持党支部下设的光仪、铸造党小组所在的4个班级的反右工作。随着反右的深入，追查到光仪541班有人在鸣放时曾参与所谓“肃反鸣放会”的会议，因为未留姓名，所以大家都说没有去。其实，这位同学是去看热闹误入会场，他签了541班，也没有讲什么话，如此而已。那位同学找到张浚生，低声告知是他去的。浚生兄听后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 这事就这样静悄悄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当事人免遭不白之冤。张浚生之所以“保”他下来，是认为 “作为一个正派人，千万不要利用政治运动的机会去整人。”（《访谈录》第28页）。含意类似的话，他也对我说过。浚生大概看到我在《浙大报》和《争鸣》报上发表的文章锋芒尖锐、气势逼人，他对我很随和地说：“写文章要情节真实，用词要准确客观！”当时，正值反右高潮，左倾思潮泛滥，听了他的话，我很佩服他的冷静沉着和人品的正直，很高兴地接受他的指导，在以后的文章中，我力戒浮燥心态，避用华而不实的词语，还谢绝了批判一位同学错误言论的稿约。在甚嚣尘上的左倾思潮笼罩的校园中，由于浚生兄的帮助提醒，可能使我的文作不致伤及好人的提醒，那也是功德无量，善莫大焉的事。现在得知，浚生兄在政治风浪中坚持党性原则，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中，因为光仪、铸造4个班级的右派分子是零纪录，所以浚生兄被作为漏划右派进行审查。浚生兄说：“左派的逻辑也很简单，因为我不划别人右派，那我自己就是右派。”（同书，第29页）
在细微间见精神
2002年6月3日星期一上午，来自上海、江西、江苏和香港特区的铸造54级校友一行12人，应在杭同学之邀，冒着盛暑重返玉泉校区，一为互诉离别44年相思之情，二为拜望同年级同学中职位最高的母校党委书记张浚生。我班定居香港的王忠伦（已故）与浚生兄在香港时有交往，经他联系后，浚生伉俪立即赶来和大家见面。他夫妇分别攻读光仪、金切专业，求学时和我们在大型阶梯教室上理论力学大课时或召开全系年级大会时，大家都招呼致意，那时还算面熟。这次见面，已隔11个4年，本班的同学都感到互相陌生，虽相识相知而不敢相认，所以初见浚生兄和惠仪嫂，不少同学有些拘束，也有一点对“大干部”的敬畏心理。在浚生兄和大家一一亲切握手、面带真诚的笑容和互道姓名后，会场的气氛便活跃起来。几个女同学和惠仪嫂相拥而坐，更增添了亲热的感觉。浚生兄如数家珍，就四校合并四年来母校的发展，特别是创办“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和已取得的成就作了具体的介绍和阐述。毕业后分配南昌工作、在同学中素有“老好人”之称的乃镗兄说：“张浚生好，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不要做大官，而要做大事”这是浙大学子们崇高的求是精神！所以浚生兄得到同学们真实的评价。
今年期颐在望、已移居洛杉矶多年的吴沈钇教授，是浙大1935届土木系的老学长，上海校友会创始人。他毕生弘扬求是，骨刻母校深情，与历届浙大校领导人均有知己的交往。2004年3月他将1994年编写的思念母校的文集奉寄浙大，浚生兄收件后即于4月2日亲笔复谢。吴老对浚生信中的言词真恳，语气亲切和对老校友的敬重甚感欣慰，故收复后于4月18日再次函达“浚生书记学长”。一位德高望重、年居父辈的老校友，在大洋彼岸对浚生兄如此仰慕，足见浚生兄敬重求是前辈的举止感人之深。93岁的杨竹亭学长是1945届校友，对竺公倡导的求是校训崇尚备至，迄今已出版27集丛书，宣扬浙大的学者名流，深受浚生兄的敬佩。2011年6月23日浚生致杨老的信中写道：“你对母校的热爱，对竺可桢校长的尊敬，极力弘扬竺校长的教育思想，我们都十分感动和钦佩。”杨老对浚生这位师出竺门的高教专家十分赞赏。
2009年12月7日，浚生兄来上海考核5所部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时，专门抽空与上海校友会校友代表会见。校友到达上外招待所时，浚生兄盛情下楼迎接，大家执意不肯，结果他在15楼电梯口等了15分钟（因一校友交通阻车延时）。上海校友对这位领导浙大而鞠躬尽瘁的老书记如此亲切待人，深感求是友情之真切。迟到的95届化工系校友、浙大上海校友青年分会会长张养发得知浚生兄耐心恭候及以后参与面对面的交谈后说：“我懂了，为什么浙大的老师们都称呼书记为张老师！”只要你与浚生兄交往，你一定会感染到他很自然的亲和力。
志存高远学周公
浚生兄擅长书法，将颜真卿的粗旷豪放骨体写得刚柔并济，墨宝常见诸多处题辞。他的诗句，朴质而豪迈，试录二首研述。
步入浙大求学时明志
平生立志为国酬，红透专深是所求。利民即如萤火闪，似此青春亦风流。
述怀
理想是大同，典范是周公。他年堪笑慰，霞彩满天红。
诗言志而行践志。一个人的成功，百分之九十九在于勤奋，百分之一在于天赋，而那是最重要的。看来，这句话还不完善，还要有机遇，那是更重要的。古今中外，凡有大志者必定为实现大志而勤奋学习，虚心求教，浚生兄亦然。他出生隶属龙岩市的长汀县客家人世家，从小受到诗礼传家、耕读理念的文化传统的薰陶。
天赋是基础，勤奋是品德。在从教、从政经历中，他有幸在工作中得到刘丹（1958年至1983年）、周荣鑫（1958年至1962年）陈伟达（1962年至1968年）等领导人的言传身教，得到杭州市委厉德馨同志两年多的指导。学而不厌的张浚生像海绵吸水，善于在革命前辈和专家们的身上发现和吸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而且学得精髓和神似。例如：刘丹待人亲切慈爱，但在原则问题上一言九鼎。张浚生谦虚随和，但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参见同书第57页）。如四校合并之初，个别教师情绪很激烈，有些话说得也不怎么礼貌，对于有些意气用事的发言，浚生兄很不客气说：“学校工作不可能哪一个学科、哪个学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用过于激烈的口气不能解决问题。”事后，个别教师向浚生道歉。例如：曾任浙大党委书记、校长6年的陈伟达说过，知识分子只要能拿出成果来，我们替他做牛做马都愿意。（参见同书第46页）。曾任浙大党委书记、校长4年的周荣鑫经常在晚上到实验室来看望仍在工作的教师（参见同书第333页）。张浚生继承了校领导与知识分子亲密沟通的传统。他担任党委书记后，参加青年教授联谊会的每一次活动；当女教授联谊会的名誉会长；公开自己的办公电话。有一位九三学社的老先生，对学科建设提了很中肯的意见。张浚生赶去他的实验室，上他的家里交谈。老先生有些意见，他在工作中都采纳了（参见同书第332页）。
1981年9月张浚生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访谈录》中谈及此事的篇幅最少，只约4700字，占正文的1.4%。但这一年对于浚生兄在政治上的成长、成熟和以后工作中的成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倒不是有人认为是在共产党的最高学府镀过金，有利于仕途升迁，而是这位胸怀大同理想的共产党人，得到了比较系统地党性理论的训练，学习到任何书本上学不到的国际上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让浚生兄特别受益的当是国际风云变幻和中共的对策以及外交策略等党和国家相关部委负责人的讲座和报告，为他今后在香港参与国共斗法和中英争锋中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访谈录》的作者是浙大采访行家和文笔高手，他、他和她都是我敬慕的良师挚友。全书所提出的291个问题突出主题和重点，环环相扣，可见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安排。提问和解答语言纯朴、开门见山和真实透明。全书12章每章的标题均为8个字，看得出是反复推敲和斟酌商定的。96字表达章节之内容精练准确。这也是我学习《访谈录》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