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1988年担任杭州大学校长时期的沈善洪 下图：大学时代的沈善洪（后排右一）
如果他还活着，此时，他应该会坐在他的那张藤制摇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嘴里叼着一根烟，全神贯注地看着，偶尔还会推一下鼻梁上的那副早已盖过了他半张脸的老花眼镜。恰巧，如果有学生或友人在这时去探访他，他也不会客气地从那张藤椅上挪下来迎接客人，但他会放下正在看的书，和你探讨，或是正在读的，或是另一本好书。他的夫人乐月华说，他就是一个“书呆子”。他的助理陈辉说，“我没见过他不抽烟的时候。”
他叫沈善洪，今年83岁。2013年5月23日晚7时30分，他走完了一生。5月26日上午，亲人和弟子一起向他告别，他走了。在浙江大学的办学历程中，他留下了自己的“痕迹”，10年的杭州大学校长一职，无论别人嘴里或褒或贬，他就是他，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
相遇他，是在我们的课堂上
1959年9月某天的上午，按照课程表，第一节课，应该是《马列主义哲学》。上课铃声还未响，班长吕志宇已经看见，一个身高约170厘米的青年男子，空手上了讲台，瘦瘦的身材，穿着青灰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像装在套子里一样空荡荡”。
怎么连书都不带？这是吕志宇和班上其他同学那一刻脑子里共同的疑问。看着自己桌子前那本厚厚的哲学书，“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当时认为这个老师是来‘打酱油’的。”吕志宇说。一番自我介绍以后，他们才知道，他是沈善洪，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兼基础课的任课老师。
1959年，吕志宇为了响应浙江省委培养一批大专院校和地市委党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师的号召，从绍兴市嵊县宣传部门被抽调到杭州大学进行培训，当时和他一起被抽调的人员分布全省各地，共100人。培训分两个专业，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吕志宇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两个小时的课程，用了3根粉笔，没有一丝停顿。学问，就象是从他的指尖自然地流淌出来。从哲学的起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沈老师把大家对哲学这门课的兴趣都提了起来。“他上的课，我们佩服得不行，”吕志宇说，后来自己留校任教，教的也是哲学，但想学习沈老师脱开书本的教学方法，却发现自己没有“金刚钻”，根本揽不来这个“瓷器活”。“像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以前书就读得少，讲到某个知识点时没法展开联想，更不用说旁征博引了，所以，我每次上课还是老老实实地备课，写教案，然后拿着教师专用参考书上台讲课。”吕志宇说，因为后来跟沈老师同一个教研组，他才有机会提高自己。
“沈老师不懂得人情世故，”吕志宇说，比如，在路上碰到，他不会主动寒暄；又比如有人求他办事，想开个后门，那他可能连门都不会给你开。“但沈老师是个有一说一，挺热心的人，”吕志宇说，“沈老师常常送书给我看，一本好书都不落下。”
“他看人，就看这个人是不是有才，如果有才，不管你对他好不好，他都会对你好，并且在学术上，能帮则帮。”乐月华说，有一次，老沈的一个学生在他办公室里跟他拍桌子争吵，他也没有生气，回家后，还乐呵呵地把他叫来参加每半个月举行的家庭读书会。
相遇他，是在我的学术路上
“沈老师临终前，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都是处于昏迷状态的，每次我去看他，都会在他的耳边叫他，每次他都会动一下手指，我知道他是知道我来了。”1986年，本科毕业的何俊作为助教留在了沈善洪的身边。“现在，他不在了，感觉自己像缺了主心骨。”
何俊现在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副校长。走进他的办公室，你会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因为到处都是书，地上、墙上、桌子上，而在沈善洪的家里，除了书，也别无其它。“从我在他门下起，沈老师就要求我们多读书，30多年了，早已成为习惯。”
“刚刚跟着沈老师做事那会儿，我觉得他只是把我当成他工作上的‘助手’。”何俊说，比如，他有个长久坚持的学术研究习惯，大约每半个月，他都会约上三五个同仁和学生，到他家里讨论学术，谈近段时间在他们领域上的学术成果以及方向，名曰“家庭读书会”，沈老师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收集整理半月来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成果，并在讨论会上向大家作个说明。“日积月累，我发现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所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渐渐地，他开始交给何俊一些“任务”。他让何俊认真研读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实话，研读侯先生的这部书是相当沉闷的。”何俊说，沈老师除了强调要理解侯先生的经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外，特别指出要我注意这部书所引用的材料。“一开始，我还有抵触的情绪，自认为人家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了，还怕他引用的材料有误？后来硬着头皮顺着书中引用的材料去回找原著看，发现研究者在引用材料时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误读，或者常常只是只言片语地摘引，或者只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引征材料等。”何俊说，这之后，他对沈老师是心服口服。
何俊研究生毕业后，有个机会，被推荐做校办副主任。还没等何俊知道这事，沈善洪就直接回绝了提议者。他跟何俊说，学校出个副主任不难，但是要出个中国哲学史的优秀学者，很难。
我们相聚在《知行合一》
2011年，一批对沈善洪心怀感佩之情的老人、部下和同行一起给沈老师过80岁的生日。他们自发用文字表达对沈老师的敬意和祝福，并装订成集，取名《知行合一》，作为贺礼。“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文字，表达对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认识。”浙大副校长罗卫东为本书作序。
这本书共450页，篇篇都来自记忆深处，一件件真实的事，说的都是沈先生的为人和他对科学执着追求的信念。“书名《知行合一》，其实就是沈老师个人的真实写照。”陈辉说。
和沈善洪有“老交情”的金锵在书中写道：沈校长十分关心青年教授的成长，为了给学校的青年教师创造条件，采取规模对等的办法，与国外高校进行交流互访。他还破格提拔了很多人。如费君清、叶高翔、林正范、肖瑞峰、沈松勤、殷企平、罗卫东、史晋川等，现在都成为了教授、博导，并当上省内大学的校长或院长。
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史晋川就是被沈善洪破格提拔的其中一人。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1989年，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出版后，国内学术界反响较好，”史晋川说，沈校长看后很高兴，他说，你不是能在《经济研究》发论文吗？你再发，我就给你升。1991年史晋川晋升为了教授。
在这本书的开头，有一段沈善洪的自述，他说：十年杭州大学，面对的各种矛盾、压力很多，容易得罪人。我光明磊落，无愧于心，绝不以个人的利益得失而做有损学校的事情。
（潘怡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