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求是精神，创新氛围。求是精神是一个内在的问题，你的价值观、你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你的事业思维取向；而创新的氛围是外在的东西，浙江大学既要有求是的精神，也要有创新的氛围。求是可能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在求是的过程中，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的成长之路，取决于一个外界的氛围，至少外因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求是”在中国
    
    对于求是，我是通过毛泽东了解到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刊就是《求是》，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的精神价值观，这种精神价值观，据我考证，当年毛主席青年时代在岳麓书院借读，书院有一块实事求是的匾牌，最早在1917年挂上的。书院最早是技工学校，门口有幅对联，“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横批是实事求是。在早期中国大学中，把校名定为求是学院的高等学府只有浙大，当时叫求是书院。
    
    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解释“实事求是”这个概念：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的本质要通过客观现象，不仅认识到本质，还要认识到本质的发展的规律和相互联系，这是非常难的事。实事求是这个词最早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写的书中描述一个爱好收藏书的人，遇到好书就会收藏起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朝大学问家王阳明也提到知行合一的观点，从思想也是实事求是的。
    
    我认为形容实事求是最贴切的还是竺可桢老校长，他一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揭示了本质问题。要做到这八个字很难，圣贤都不一定行。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竺可桢当时出任校长提出的实事求是观点代表了浙大的价值观。我每次和北大的人开玩笑，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代表人物蔡元培，他招募了两位浙大人，一起成就一生事业。一个是陈独秀，陈又带来了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大家。第二，北大第一任校长何燏时是浙大的学生。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浙大出了很多名人，出了很多大家。他们两位在北大的近代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求是的思想价值观下，聚集起一批求是精英，对整个中国的近代史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求是”在西方
    
    求是作为一种思维、价值取向，在西方起源很早。践行真理，实事求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时有几个大哲学家，像苏格拉底教育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认定权威思想，他要通过辩论，这种方法是大逆不道，被认为是蛊惑众听。还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提出一套思辩的方式。古希腊已经有追求真理，追求事实本身的规律这种价值观文化形成。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经过了1000年黑暗的时期，后来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文化，到底是神至上，还是人至上。这证明求是这件事本身有严格的长期积淀，形成一种文化。但是这种求是必须接受血与火的考验，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中华民族志士先贤很少，西方却很多，可以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塞尔维特发现了血液循环过程，与教义矛盾，被判死刑。1511年，布鲁诺支持哥白尼日心说，和教义矛盾核心价值观矛盾，被判死刑。要求他认错，就可免死，但布鲁诺半步不退让，为实事求是价值取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伽利略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伟大物理学先驱，他发明了望远镜。他在1632年公开维护日心说，判为有罪。即便如此，他坚持任何权威都不能干涉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由此看出，要真正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正是有了这些志士先贤，西方科学和科学家的地位才会那么崇高。打破西方宗教束缚最有力的一击还属牛顿，牛顿三定律在人类历史发展、文化、思想上非常重要。揭开世界原本的面纱是牛顿的重大贡献。对比当时中国人在做什么？山呼万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至上。到今天提是科教兴国，但科学在中国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远远没有。西方求是的路靠的是整个社会文化价值，靠精英社会来共同遵循的思想路线。
    
    “求是”的价值与艰难
    
    西方追求求是的路上，随着哲学的发展，从康德到黑格尔，辩证法和唯物论等思想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后来的相对论、量子论，这些近代科学的发现、体系都没在中国产生。德国出了很重要的思想家，在思想、文化、音乐、医学、技术、工程都有杰出的成就。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倡导理性的思维绝不盲从，一定要问为什么。这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不问为什么，只看领导怎么说，父母怎么说，理性文化价值观中国比较缺乏。毛泽东评价褒贬不一，我个人还是很推崇毛泽东，他后期所犯的一些错误，并不是不想把事情做好，而是在中国文化体系下，想要突破很难。改革最难的是文化层次。西方文化提倡不要不假思索地遵从权威，对于中华文化到今天还是很难。提到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鼻祖马克思，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认识世界的准则，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你自己的脑袋分析问题。马克思做得最好。很多东西逃不出他的思想体系。唯物论、辩证法都不是他的，但他就是合理地批判，加以继承。
    
    求是是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求是和创新是密切相关。求是创新都需要个人的素质。爱因斯坦最有代表性，这么天才的人小学成绩很差，偏科很厉害，走后门上学，找工作。他得诺贝尔奖也不容易，经历了很多波折。实事求是太难了，连天才都不一定可以。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获了奖还把自己关在实验室，不做讲座，不卖专利，这种无功利的科学境界价值观令今天的人感到惭愧。求是创新在西方经过了至少几百年，作为知识分子，对求是精神的尊崇、执着、献身，这是很重要的基础。西方的艺术也可见一斑，达芬奇的画作人体讲究黄金分割，对骨骼描画很精准，而中国都是大泼墨、大写意，焦点都找不着。西方上流社会对科学的尊崇是有非常深厚基础的。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人崇尚儒家，都想干一番事业。认为老百姓服务就要做官，这是中国近两千年来的核心价值观。学而优则仕，注重人际关系，四书五经都是如此。作为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影响精英是这些东西。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科学的方法、态度、精神都很欠缺。中国古代许多大诗人都想要做官，做官不成，很失意，留下千古篇章。文学艺术追求到顶峰，很少追求自然规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对复杂的社会有研究，有辩证的整体思维，但缺少逻辑推理。像道家的道德经，说的是自然，根在社会，研究的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求是是一种科学精神，按照浙大理解，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老校长当时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提倡的科学兴国，实质上只看到西方文明带来的物质文明，没有培养科学精神。这样的论断今天听来也是言犹在耳，字字警醒。早期浙大人在求是路上有辉煌的成就，求是旗帜下聚集了一批杰出人物，像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等等，这些浙大的老师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事业。当时的学生谷超豪、李政道等也是青出于蓝，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竺可桢校长认为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培养公忠坚毅、担当大任的人，对老师的要求不仅仅是教授知识点，而重在开辟基本途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获取知识的方法，批判的精神，追求求知和研究的能力。李约瑟认为当时1944年的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最后，我想再说一下求是、创新两个关键词，有联系有区别，一个是个人思想，是精神层面的，而一个是氛围环境、条件。但最难的还是求是。中庸对中国人影响上千年，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有过兴旺、衰落，清朝晚年民国初期，中国出现一批将领振兴文化和体制，但保不住。最后还是靠毛泽东革命实事求是的思想。
    
    （根据张泽在浙大青年教授联谊会SUPERSEMINAR上的主题发言《求是精神创新氛围》整理。录音整理 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