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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泽:“求是”溯源:什么在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发布时间:2014-03-20来源:浙大新闻办作者:张泽浏览次数:122848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求是精神,创新氛围。求是精神是一个内在的问题,你的价值观、你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你的事业思维取向;而创新的氛围是外在的东西,浙江大学既要有求是的精神,也要有创新的氛围。求是可能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在求是的过程中,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的成长之路,取决于一个外界的氛围,至少外因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求是”在中国
    

    对于求是,我是通过毛泽东了解到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刊就是《求是》,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的精神价值观,这种精神价值观,据我考证,当年毛主席青年时代在岳麓书院借读,书院有一块实事求是的匾牌,最早在1917年挂上的。书院最早是技工学校,门口有幅对联,“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横批是实事求是。在早期中国大学中,把校名定为求是学院的高等学府只有浙大,当时叫求是书院。
    
    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解释“实事求是”这个概念: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的本质要通过客观现象,不仅认识到本质,还要认识到本质的发展的规律和相互联系,这是非常难的事。实事求是这个词最早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写的书中描述一个爱好收藏书的人,遇到好书就会收藏起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朝大学问家王阳明也提到知行合一的观点,从思想也是实事求是的。
    
    我认为形容实事求是最贴切的还是竺可桢老校长,他一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揭示了本质问题。要做到这八个字很难,圣贤都不一定行。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竺可桢当时出任校长提出的实事求是观点代表了浙大的价值观。我每次和北大的人开玩笑,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代表人物蔡元培,他招募了两位浙大人,一起成就一生事业。一个是陈独秀,陈又带来了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大家。第二,北大第一任校长何燏时是浙大的学生。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浙大出了很多名人,出了很多大家。他们两位在北大的近代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求是的思想价值观下,聚集起一批求是精英,对整个中国的近代史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求是”在西方
    

    求是作为一种思维、价值取向,在西方起源很早。践行真理,实事求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时有几个大哲学家,像苏格拉底教育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认定权威思想,他要通过辩论,这种方法是大逆不道,被认为是蛊惑众听。还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提出一套思辩的方式。古希腊已经有追求真理,追求事实本身的规律这种价值观文化形成。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经过了1000年黑暗的时期,后来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文化,到底是神至上,还是人至上。这证明求是这件事本身有严格的长期积淀,形成一种文化。但是这种求是必须接受血与火的考验,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中华民族志士先贤很少,西方却很多,可以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塞尔维特发现了血液循环过程,与教义矛盾,被判死刑。1511年,布鲁诺支持哥白尼日心说,和教义矛盾核心价值观矛盾,被判死刑。要求他认错,就可免死,但布鲁诺半步不退让,为实事求是价值取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伽利略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伟大物理学先驱,他发明了望远镜。他在1632年公开维护日心说,判为有罪。即便如此,他坚持任何权威都不能干涉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由此看出,要真正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正是有了这些志士先贤,西方科学和科学家的地位才会那么崇高。打破西方宗教束缚最有力的一击还属牛顿,牛顿三定律在人类历史发展、文化、思想上非常重要。揭开世界原本的面纱是牛顿的重大贡献。对比当时中国人在做什么?山呼万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至上。到今天提是科教兴国,但科学在中国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远远没有。西方求是的路靠的是整个社会文化价值,靠精英社会来共同遵循的思想路线。
    
    
“求是”的价值与艰难
    
    
西方追求求是的路上,随着哲学的发展,从康德到黑格尔,辩证法和唯物论等思想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后来的相对论、量子论,这些近代科学的发现、体系都没在中国产生。德国出了很重要的思想家,在思想、文化、音乐、医学、技术、工程都有杰出的成就。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倡导理性的思维绝不盲从,一定要问为什么。这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不问为什么,只看领导怎么说,父母怎么说,理性文化价值观中国比较缺乏。毛泽东评价褒贬不一,我个人还是很推崇毛泽东,他后期所犯的一些错误,并不是不想把事情做好,而是在中国文化体系下,想要突破很难。改革最难的是文化层次。西方文化提倡不要不假思索地遵从权威,对于中华文化到今天还是很难。提到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鼻祖马克思,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认识世界的准则,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你自己的脑袋分析问题。马克思做得最好。很多东西逃不出他的思想体系。唯物论、辩证法都不是他的,但他就是合理地批判,加以继承。
    
    求是是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求是和创新是密切相关。求是创新都需要个人的素质。爱因斯坦最有代表性,这么天才的人小学成绩很差,偏科很厉害,走后门上学,找工作。他得诺贝尔奖也不容易,经历了很多波折。实事求是太难了,连天才都不一定可以。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获了奖还把自己关在实验室,不做讲座,不卖专利,这种无功利的科学境界价值观令今天的人感到惭愧。求是创新在西方经过了至少几百年,作为知识分子,对求是精神的尊崇、执着、献身,这是很重要的基础。西方的艺术也可见一斑,达芬奇的画作人体讲究黄金分割,对骨骼描画很精准,而中国都是大泼墨、大写意,焦点都找不着。西方上流社会对科学的尊崇是有非常深厚基础的。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人崇尚儒家,都想干一番事业。认为老百姓服务就要做官,这是中国近两千年来的核心价值观。学而优则仕,注重人际关系,四书五经都是如此。作为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影响精英是这些东西。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科学的方法、态度、精神都很欠缺。中国古代许多大诗人都想要做官,做官不成,很失意,留下千古篇章。文学艺术追求到顶峰,很少追求自然规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对复杂的社会有研究,有辩证的整体思维,但缺少逻辑推理。像道家的道德经,说的是自然,根在社会,研究的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求是是一种科学精神,按照浙大理解,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老校长当时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提倡的科学兴国,实质上只看到西方文明带来的物质文明,没有培养科学精神。这样的论断今天听来也是言犹在耳,字字警醒。早期浙大人在求是路上有辉煌的成就,求是旗帜下聚集了一批杰出人物,像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等等,这些浙大的老师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事业。当时的学生谷超豪、李政道等也是青出于蓝,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竺可桢校长认为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培养公忠坚毅、担当大任的人,对老师的要求不仅仅是教授知识点,而重在开辟基本途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获取知识的方法,批判的精神,追求求知和研究的能力。李约瑟认为当时1944年的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最后,我想再说一下求是、创新两个关键词,有联系有区别,一个是个人思想,是精神层面的,而一个是氛围环境、条件。但最难的还是求是。中庸对中国人影响上千年,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有过兴旺、衰落,清朝晚年民国初期,中国出现一批将领振兴文化和体制,但保不住。最后还是靠毛泽东革命实事求是的思想。
    
    (根据张泽在浙大青年教授联谊会SUPERSEMINAR上的主题发言《求是精神创新氛围》整理。录音整理 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