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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学长刘奎斗的家国情怀

——刘奎斗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札记

发布时间:2014-06-26来源:浙大新闻办作者:欣文 张灿燕8749


    刘奎斗先生祖籍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刘家屯,
19146月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抗日战争期间投笔从戎,两度参军作战:1938年参加浙江杭州外围游击战,1939年参加湘北会战,1940年参加广西昆仑关会战;1944年参加缅北瓦鲁班之役,攻破日军十八师团司令部。曾任驻印远征军独立战车第一营补给连长,战车指挥组参谋主任兼技术主任。刘先生移居台湾后,创办森美工程公司,任董事长。刘奎斗先生对竺可桢校长无比崇敬,热爱母校,几任台湾浙江大学校友会理事长。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时,刘奎斗先生卖掉自己1200平方米土地,将卖地所得200万美元以匿名方式全部捐赠给母校浙江大学,建造了竺可桢国际教育学院大楼以及竺可桢纪念馆。后来又在得知建设费用不足的情况下,拿出了自己全部积蓄,为大楼的建设追加捐款60万美元的捐赠。
    
    
近日,学校召开座谈会,纪念这位一生始终铭记自己是浙大人的老学长。在此,摘录部分座谈会发言,以飨读者。
    
    
杨达寿(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原副秘书长)
    
    
刘奎斗先生是校友总会的顾问,是浙江大学的名誉教授,台湾著名实业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刘老先生有很多的交往,在他身上有着让人十分敬重的品格。
    
    
刘奎斗先生是我1990年到校友会工作后,通信最多的一位校友,前后有一百多封信。他是1935年秋进入浙大电机系学习的,抗日战争打响后,他被推选为浙江大学抗战委员会主席、杭州市抗日后援联合会主席,1937年学校迁到建德的时候,青年游击纵队正在号召青年学生参军,这是他第一次入伍。后来参加第五军机械化部队,著名的“昆仑关大捷”,我们现在的军史上都有记载,牺牲了抗日将士达五千多人,日本鬼子消灭四千多。此后他回校复学,因此申请转入机械系学习,1942年毕业。当时抗日战争形势非常紧张,支援中国的军需物资无法运输进来,中方与盟军奋力打通了中缅公路,保持它的畅通具有战略性意义。当时刘奎斗已在重庆工作,他毅然第二次投身保家卫国的战场,加入了远征军。他专程到遵义来向竺校长辞别,竺校长专门设家宴为他壮行。在缅北瓦鲁班大捷后,刘奎斗写信向竺校长报告,竺校长将之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里,此后浙大学生有百余人参军,与刘奎斗产生的精神激励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是因为刘老先生的匿名捐款而认识的。我最近统计了一下,浙江大学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2座楼是校友或者是社会人士捐助的。
    
    
国际教育大楼建成后,只在墙上嵌了一个几十平方万厘米那么大一块铜牌,89个字:校友刘奎斗先生,早年先后就读于浙大电机系、机械系,在校期间,刘先生亲受竺可桢校长教诲,永铭于心。为表达求是学子对老校长祟敬之情,弘扬母校求是精神,特捐资建造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福荫后学,泽被四海。
    
    
他人格非常伟大。多少年来自己一直过得很清苦,但对战友、朋友都是很慷慨的。他的战友在南京,房子很小,他就买了一套房子让他安享晚年,谁的子女上大学有困难,他也伸出援手。在台湾他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捐助。与他交往过的人,都能感受到,就象汤永谦先生20009月在永谦活动中心剪彩的那个主席台上,含着眼泪,说过的一句话:“刘奎斗学长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该好好向他学习。”汤永谦先生为了讲这句话停了好长时间,眼含热泪。
    
    
多年来,我们一直互寄新年贺卡。2009年的时候,刘老给我寄来贺卡上的字歪歪扭扭,我预感到他生命的历程将要走向终结,心里感到特别难过。想不到就是2009430号,刘学长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他的崇高品格会永远记在我们的心里。
    
    
张美凤(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
    
    
我非常有幸,跟刘先生有过几年的接触。先讲昨天晚上,与他的小儿子通了电话,也谈到了今天学校将举行纪念座谈会,他非常感慨,也很感动。他首先是谈他父亲刘奎斗先生对竺校长的敬佩和对浙大的那种深深地发自内心的感恩。他对竺校长的那份爱,对母校的留恋和想念是刻骨铭心的。第二,他说,“我爸爸为浙大捐建的那个大楼,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只是想为母校做件事,只是想为竺校长做点事。”最后他说,中国人一般讲‘人走茶凉’,但是作为浙大,在我爸爸百岁的时候举行这个纪念会,对我爸爸、对我们家属是最大的安慰,感谢浙大。他只希望我带一句话给大家,“希望浙大越办越好,这也是我爸爸的心愿。”
    
    
我是在大楼落成的时候参加了接待刘先生的工作,当时情景我还历历在目。他到了以后参加那天的落成典礼,尽管他坐在轮椅上,但是精神状态非常好,尽管他脸上很严肃、很冷静,但是自始至终在眼眶中含着泪水,这是我最深的印象。我想,他回到母校可以说是有千言万语无法表达,特别是对竺校长的热爱和爱戴,这是我最深的印象之一。此后,那年我参加了浙大学生文琴艺术团到台湾的访问演出,那次非常巧的是,姚文琴老师和我们同行,我们在非常紧张的日程安排中抽出时间去拜访刘先生,到了他家,这对我也是很深的一次教育。第一,他家里住的房子不宽敞,装修非常一般,原以为他对学校这么大的一笔捐赠,生活一定很好,但是到了他家后,有了一种深深的感谢和深深的内疚。其次,进了他的屋子可以马上感觉到浙大的存在,那种浙大的氛围,可以说无处不在。他的墙上挂着竺校长的像,跟他父母的像挂在一起。他的会客室里,满屋子都是浙大的东西,有浙大的校报,有浙大校友刊物。他夫人告诉我,每个月的逢一、十五和三十,他都要向竺校长鞠躬。作为家属也被感动,他对学校的那种感恩也感染了家人。
    
    
第二,他的生活非常艰苦,经常是一个鸡蛋炒一下对付一餐饭,有时候他夫人多炒一些菜,他还会批评。很多的旧衣服家人要扔了,他不肯扔。但是只要浙大的校友去了,他一定会很高兴地带大家到餐馆吃饭。
    
    
作为浙大的师生,可以从刘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学习到很多东西。老师们可以从刘奎斗先生对竺校长的那一份崇敬和敬爱当中,反思和思考应当怎样去关爱我们的学生,从心底里去关爱和培养我们的学生。
    
    
作为浙大人,每次从玉泉校区经过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我经常会想起刘先生家里的情景。刘奎斗先生对我们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和无形的监督。我们要怎么样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才能对得起刘老先生对母校的一种热爱?
    
    
王立人(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原主任):
    
    
今天正好也是我的生日。所以说我跟刘先生真的是有一些缘分的。
    
    
我跟刘先生另外还有一个交情,刘先生抗战以后在沈阳504兵工厂工作过,而我1968年从浙大毕业后分配就是去了这个工厂,在那个厂工作了17年,除去中间有差不多三年时间在意大利,实际在那儿待了14年。
    
    
我跟刘先生最早接触是在1997年。1996年,有台湾的一帮校友到学校来,刘先生也在其中,他看到了邵逸夫楼,当时他感慨,浙大应该有一个竺可桢的楼,这个楼应该是比邵逸夫科学馆更大,他当时就表示,我回去了以后,我要发动台湾校友会大家来捐赠,之后他为此出售了一块地,很令人感动。我记得那天是韩祯祥校长陪同的,他们是同学,之前就有联系。
    
    
到正式捐赠的时候,当时两岸的关系还不像现在这样开放,每次汇钱只能限额20万美金,一笔一笔地他汇了12次,每次一汇到,主管基建处的黄达人副校长就来告诉我。想不到后来刘先生又寄来一笔,这时黄达人要我赶紧告诉老先生,不要寄了,已经超过了,所以第一次刘老一共捐了260万美元。
    
    
这里有一个故事。应该说,当时刘先生的决定,甚至于他的子女也不是十分理解。基建处有一个建楼的规划方案,列出了所有的费用清单。最后总数是要260万美元。因为那个场地上原来有一个老房子,老房子拆迁的费用也包含在清单里面。结果刘老先生的女儿对此有看法了。她说我们捐个楼,连拆老楼的费用都要捐赠者来出吗?这确实是我们的失误,当时和他做了解释。刘先生来参加大楼落成剪彩的时候,他女儿陪他来的,和他女儿握手时,我感到她手心滚烫,我说你发烧了,她说是的,但是我老爸来,我一定要跟着来,而且她那次来情绪也相当好,她已经被她老爸的感情折服了。
    
    
在竺可桢大楼盖得差不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直接到校长办公室里来找到,拿出名片来一看,美国森美公司。我知道美国森美公司是台湾森美公司的子公司,他自我介绍是受美国森美公司的老总委托,来看看大楼的建设情况。这在当时也不稀奇,因为那个时候长期两岸隔绝,他儿子对这个钱的使用不放心。不知道是不是真会造一个楼。我马上陪着他去工地,那时候整个楼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但是里面还没有装修好。很巧的是,正好有两个来自南韩的女生,跟在我们后面看,最后还问了,“老师什么时候我们能住进来?”我很高兴,留学生已经等着要住这个楼了。
    
    
后来我也有幸两次到台湾去拜访刘奎斗先生。第一次是2000年,那时候两岸不像现在这么宽松。那天在台北下塌了以后,当晚上就去看刘奎斗先生。因为是晚上,再加上那个小区里面找起来不容易。刘先生原本腿不好,一般站都站不起来,但等我们电梯门一打开,他拄着拐杖站在那里等,我们十分感动。第二次我是陪同张浚生书记一起去台湾,再次拜访了他。
    
    
我们浙大有两位校友,一位是刘奎斗,一位是汤永谦,而且都是在95岁高龄离世。他们都给了后辈浙大人很深很深的教育。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里纪念刘奎斗老学长,更多的是让我们浙大人能把他们的那种精神继承下去。浙大人的精神,浙大的凝聚力,我认为深刻地体现在刘奎斗、汤永谦这样的老学长身上。今天的年轻学子,虽然没见过他们,但是你们天天可以听到“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每天在校园里都可以看到“永谦”,他们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永远值得我们追思。
    
    
陈征:(环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香港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坦率地说,我每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对自己的心灵,都是一个荡涤的过程,会把心里面残存的一些所谓一样的东西荡涤一次,是一次升华的过程,非常有意义。首先我觉得刘奎斗学长这种精神,对于每个浙大人来讲,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从心里要感谢杨达寿老师。刘奎斗老先生走了,但留下了23万字,写历史传记,最辛苦的是要找依据,是写人,也是写历史。这本书,也表达了浙大人对刘奎斗老先生的一种敬仰,他们才是我们浙大人的楷模。有几个方面,一是只是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有没有名不重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去年,浙大学生暑假有一个小分队到了香港,座谈的时候,提的最多的问题是说“怎么样才能成功?”我讲了一个很小的故事。我说怎么来看待一个人的成功?譬如说我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我心目当中最最尊敬、最最崇拜的浙江大学老师是谁呢,是一个在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总支副书记了,可等到他退休也还只是总支书记,你说他成功吗?可能不算太成功。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他最值得我崇敬的。为什么?因为我心目中是非常崇敬他的。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老师来说,他能被学生记住,这就是成功。所以说像刘奎斗老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260万美金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心里很清楚。相对刘奎斗老先生来讲,我们都是学弟学妹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份心,把他的这种精神、他的事迹更多、更大范围地传播出去、弘扬出去,这也是浙大精神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王立(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今天我非常感慨,我们是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的最大的受益者。有了这座楼以后,现在又有了第二、第三座楼,我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楼里,我已经是在这里办公的第三任国际教育学院的院长。
    
    
浙江大学国际教育的快速发展与这个大楼的建设有很大关系。2000年当时在校留学生是194位,到去年2013年2499位,留学生生源分布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留学生。
    
    
我讲一个小故事,是关于从这个楼里出去的一个韩国留学生金相辉校友,他的硕士和博士都是在浙大读的,现在回到韩国,是大学老师。他是靠学生奖学金完成学业的,所以,他也想怎么样帮母校做事。他在攻博的时候,作为中间的牵线人,将一个韩国的基金会引入到浙大,每年资助10万美元学生奖学金,这是它在国外的第一个高校奖学金,也是唯一一个。金相辉校友到浙大来读硕士的时候是得益于那个基金会的资助,博士的时候是得到了中国的留学生基金会的资助。当时他读博需要延时半年,这半年的学费他作为学生从哪里来?正在很着急的时候,我们决定给他免学费。所以他一直感恩那个基金会,也感恩中国,所以他想为中国、为浙大做点事。他回到韩国以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中韩之间的桥梁,也是浙大非常优秀的校友。
    
    
张浚生 (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校友总会名誉会长)
    
    
大家讲了很多刘奎斗校友、学长的故事。国际教育学院的大楼奠基的时候我不在学校,但是落成的时候我在。而且跟刘奎斗学长有多次的接触,特别是他来参加落成典礼的时候,以及他后来专门给潘云鹤校长和我两个人都送了一块牌子,这个牌子现在都在校史办收着。刘奎斗老学长有很多事迹,确实非常感人。我觉得从刘奎斗学长身上我们有几点非常深刻的感受。第一个就是他当年在浙大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我们民族危难的时候,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他投笔从戎,去参军抗日,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浙大学生的一种精神。竺可桢老校长,在他去的时候送他,回来的时候欢迎他。国难中,竺校长做了大量的工作。浙大从来就是一个南方的民族堡垒,抗日战争的时候也好,包括内战的时候,浙大也是东方的民族堡垒,这种精神也反映在浙大学生身上。一是他当时的投笔从戎,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第二,是他后来自己的事业有点成就,一直想着母校,想着竺校长。从开始匿名捐助学校建设,后来来参加我们的落成典礼,而且两次的捐赠,使得我们有很好的教学大楼。他家里的生活其实是很清贫的,但是我们去了以后,对我们非常热情,那么大的年纪,专门主持开了一个浙江大学在台湾的校友会,让我们去参加,介绍学校的情况。他对母校一片的热爱的感情,在每个地方都表现出来。这点我感觉到对我们同学来讲,对我们学校来说,是很重要的,从竺校长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个是老师关心学生,第二个是学生关心母校,就是爱校、荣校的感情,无论如何在我们学校都会长存下来,刚才一位同学讲得很好,家丑不外扬,家美天下扬,非常重要。另外,从刘老身上,也体现了当时竺校长过人的人格魅力,他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的精神,确实是使得很多同学都非常感动。刚才讲的最突出的代表是汤永谦先生、刘奎斗先生,他们离开了很长时间,都会想到竺可桢校长,想到我们的母校。
    
    
我也讲一个故事。刘奎斗学长那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校友总会做了一个当时他在学校的成绩册送给他做纪念。他非常认真地看,他看了以后说“这里面不对,我电工学考了80多分,这里怎么才60多分?”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有两个分数,一个是参军之前走的时候考的,一个是刚刚回来时考的,80多分是抗战之前的,60多分是抗战回来的时候。他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很小的细节,说明一个学生对他自己在学校里学习工作是有非常深刻的记忆的。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甚至在年老的时候还念叨这个事。
    
    
所以对我们在学校工作的人来讲,我们时时刻刻要想到我的责任就是培养学生,就是要让学生成才,让学生对社会有贡献,关心学生、爱护关心,把这样的精神传递到学生身上,使得每一个在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有这种崇高的国家民族的观点,尤其在自己的工作里面作出成绩,这也是我们学校本身的责任,也是应该做的一些工作。从这些学长的身上体现的精神,就应该是求是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