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次成长。现在回过来想，发现这真的是一次学习，让我从本能的热情转向理念。好的大学，最大的因素就是好的教师群体和好的学生群体，能在浙江大学教书，是件幸福的事。——郑春燕（于2014年教师节）
80后的郑春燕是浙大法学院的青年教师，给近百位本科生讲《行政法》课。
今年6月，在浙大的教龄还不满5年的她突然被通知代表学院参加学校的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为什么会是我？我连什么是教学设计，什么是教学反思都不知道。”可既然是比赛，郑春燕就把自己当成选手，学习规则，分析赛事，从校赛比起，又闯到了省赛，最终在8月底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获得了文科组一等奖。知道结果的那一刻，郑春燕还是这么问自己——“为什么会是我？”
尽管不是运动竞技，但所有的比赛都是会让人虚脱的。决赛结束一到家，郑春燕倒头就睡了过去，长长的一觉复原过来，她想起的第一个画面，是自己在课堂上，面对着一张张青春的脸。
回答我，响亮地回答我
“回答我，响亮地回答我”，是郑春燕在课堂上经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第一堂课郑春燕会这样告诉她的学生：“期末考试是开卷的，你们可以带任何资料来。但平时成绩占30%，希望你们积极回答问题，响亮地回答我。”“行政法起步晚，很多概念在业界都没有形成共识，本科生学起来会觉得很难。”她最担心的，是提不起学生的兴趣，那真是“课上睡着了都有可能。”
每次课堂上抛出一个专业名词后，她会这样问学生：“你们来想想看，我给出这样一个概念，跟教材有什么不同？这个区别点我的用意何在？”
剖析一个法律案件之前，她会先问：“如果你们是行政机关人员，你们会怎么做？”
一开始，学生们只是低着头，沉默着，郑春燕就等着，等到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终于有人小声地回答问题。
郑春燕不满意：“如果我是法官，你是律师，我们离得这么近，我都听不清楚你的话，你怎么代理你的当事人？”法律人要有法律人的自信，这是她一直强调的。
等学生说完后，郑春燕会给出自己的答案，并跟上一句：“这不是最后结论，你们可以再提出自己的想法，甚至反驳我都行。”这么一说，师生间的讨论自然而然地就开始了。
几次下来，沉默的课堂变得活跃起来，学生们还会抢着回答问题。“如果老师只是自问自答，学生就会坐着等答案。所以我不怕冷场，耐心地等着学生转动脑子。”
终于，有一天，郑春燕收到一封学生的邮件，说：“郑老师，你这样一种讲解方式，我很喜欢。”
郑春燕还有一召更狠的——记人。上课前，她会坐在校车里对着名单回想，这个学生我上次叫到过的， 问了什么问题，他是怎么回答的。
如果在课上看到那位学生在思考或者又叫他回答问题，郑春燕就会说：“某某同学，上次回答问题不是很好，我很高兴看到你的进步。”老师的付出，能从学生的眼神收获到喜悦，郑春燕总结，只有认真的老师，才会看到努力的学生。“
十分钟的题外话
有了兴趣，如何将学生的思考引入深处？郑春燕靠的是“聊”。
在每次讲课的开头，她会留出十分钟时间，跟学生们聊聊“题外话”——“这周，有哪些新闻是跟行政法相关的？你们怎么看？我怎么看？有哪些理论在支撑我的观点？”说是题外话，其实都是跟课程相关的，郑春燕称之为“带着法眼看世界”。
有一次，有位姓吴的同学周末出去玩，看到一个派出所门口挂了个牌子，说是向百姓免费提供厕所，就拍了照片发给郑春燕，“老师，我觉得这应该与行政法有关，但我找不到思路。”自然，这成了课上的“题外话”内容。
“你们说说看？”在学生回答后，郑春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是服务行政带来的理念转变，“接下来我们就讲讲服务行政的内容。”很顺利地把学生从现实带入了理论分析。
又有一次，大家谈到余杭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学生们很是兴奋，七嘴八舌地发表看法。郑春燕听了皱起了眉头：“你们更像是媒体人，而不是法律人。怎么用我们学过的行政法知识来看待这件事呢？”
学生们想了会，说：“参与度不够啊，要更广泛。”
“你们想得不够深。什么形式的参与？跟决策程序怎么联系在一起？专家应该以何种身份出现？是不是越早公开越好？是不是越广泛参与越好？这里涉及到的是决策程序的相关知识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决策的性质，要做专业的分析判断。”几轮问答、对比后，学生思考得也深了。一位学生在网上留言说，“没想到《行政法》能这么有意思。”
郑春燕说，老师不能光讲故事，学生也不能光听故事，必须要经常逼迫自己用行政法的角度去思考身边的行政法现象，这样才会不自觉地形成行政法的思维。
郑春燕的探索应该说已经获得了学生的认同，但她本人却并不是不太确定，方法到底对还是不对，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凭着感觉在这样做。” 曾经有位学生对她说，“郑老师，我觉得你可以向矿爷看齐”。郑春燕说，“我很高兴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心中最棒的老师是怎么样的，我也希望多年以后，我的学生还能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师，曾经影响过自己的成长。”
什么样的课是好课？
这次比赛让她有机会向担任评委的教学名师学习，观摩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教师是怎么上课的。
赛前培训，浙大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教授作为大赛评委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讲得清晰流畅就是好课，那标准太低了。如果能给学生标准答案就是好课，那只是应试教育的恶果。那么，什么是好的大学课程？”
郑春燕比赛结束后，观摩了很多其他选手的授课。有一位男老师上课表现得非常拘谨，人站得笔挺，几乎一动不动地从头站到尾，“培训时曾经讲过要走动式教学，我觉得他可能分数不会太高。没想到他拿到了当天上午的最高分。”为什么？和评委以及其他选手的交流后，郑春燕明白了，教学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理念。
那位老师在讲课时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司马迁会看中司马相如？”然后他给出3个结论，欢迎大家反驳，因为学术交流是平等的。
郑春燕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是喜欢向学生发问，明白了课堂上交流的真正作用，就用一位评委点评时说的：“大学老师要能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郑春燕顿悟了。比赛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对她来说，最大的价值在于印证了她之前的探索是走对了路，这给了她更大的信心。“原来我以前的种种上课技巧是隐含着教学理念的，我都没有好好想过。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把比赛当成是‘突然砸过来的包袱’，但现在逐渐意识到这对青年教师来说，实在是一次太难得的学习经历。”
什么是好的大学课程？现在郑春燕有了自己的答案：就是开放式的提问，互动式的讨论，在这过程中传授知识，砥砺思维，形成思想。
“老师要通过引导把理念带给学生，而不是一味地灌输知识。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思想是终极目标。什么样的法治是适合中国的？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在上完我的课后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
郑春燕说，很感谢学校没有对教学方式做一刀切的规定，允许她不按教材上课，自主把握平时和考试成绩的比例，“百花齐放的大环境给了我自由探索的空间，在实践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这对青年教师来说尤其重要。”
把幸福传递下去
回想自己走上讲台的5年，除了自主的政策，郑春燕周边人的影响对她起着很大作用。
她记得她的硕士生导师章剑生，对学生的从教学技巧到生活安排，凡是能想到的，章剑生都会给学生提个醒，指个路。
她记得博士生导师胡建淼曾经说过：“科研好的人肯定也能做好教学。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是能处理好科研、教学和实务的关系的。”这让郑春燕认识到，如果课堂不能吸引学生，就说明自己的研究没有做好。
她记得朱新力老师和章剑生老师经常带着她办案子，有时甚至让她出庭当辩护律师，以至于后来他们被称为“铿锵三人组”。这对学生来说，是多好的锻炼机会。
老教授的榜样是鼓励，其他青年教师给郑春燕的“刺激”也是种鼓励。陆青老师是跟郑春燕同时进校的，两人很谈得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郑春燕得知陆青把所有学生通过邮件问的问题整理出来，发到88上去。
郑春燕问陆青为什么要花精力做这样的事？陆青回答说：“我进浙大的时候，去请教老的民法老师，怎样对待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一位科研也很有建树的老师说，‘老师至少要做到对每一个学生都负责，学生的问题有问必答。’”陆青身体力行的做法，让郑春燕很受“刺激”：还有比我更认真的老师！
“都说现在的大环境重科研轻教学。但在我身边还有这么多年长的年轻的老师对教学一丝不苟。是他们给了我鼓励，我要做得更好。”
而学生带给郑春燕的是感动。 “浙大的学生状态非常好。有时候学生们的提问或回答会让我注意到教学上的盲点。有时候，学生的质疑会夯实我的论证过程。有时候，学生身上的闪光点会让我思考如何才能教出优秀的学生。学生带给我的是方方面面的感动，远远超过了教学相长的层次。”
（吴雅兰）
图为毕业典礼之后，同学们拥着郑老师在校门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