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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辅燿日记》归档录

捐赠人李崧峻先生在捐赠仪式上讲述“家传文物”安落浙大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4-12-22来源:浙大新闻办作者:李崧峻 编辑:周炜浏览次数:90916


    我们一家老小,历经了家破人亡的逃难岁月,我们面对过日寇的刺刀;我们躲过了枪林弹雨和狂轰滥炸,我们的足迹因誓死不当亡国奴而跑遍浙西南大半个山区。我们什么东西都丢光了,却在祖母和父、母的指导下,一次又一次从敌人洗劫后的废墟中抢救回了以祖父日记为主体所有残存的文字遗物。这些文物是我们家的精神家园,那里承载着我们国家社会的苦难和挣扎前进的无数信息。
    
    
李家与浙江四代人的缘分
    

    我叫李崧峻,湖南长沙人,李辅燿是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李亦怀是李辅燿的三子。
    
    今天浙江大学在这里举办《李辅燿日记》的出版发行仪式和《李辅燿日记》捐赠仪式,我和我妹妹代表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来参加这个仪式,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
    
    在我赠送给浙江大学的各种文字史料中,最早的一件是光绪皇帝的珍妃、瑾妃的祖父湖广总督裕泰写给我高祖李星沅的一封6页的长信,距今已近两百年了。
    
    李辅燿是湖南人,老家是湖南湘阴,从我曾祖父———李辅燿的生父———李桓开始,我们李家与浙江省有四代人的缘份。但是这里要先介绍一下高祖父,因为发生的许多事情与高祖父有关。
    
    李辅燿的祖父———即我的高祖父,名李星沅。
    
    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号石梧,道光十二年进士,始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广东学政,江苏布政使,陕西巡抚,江苏巡抚。1845年升云贵总督、赐衔太子太保。随后调任两江总督。1849年因病辞官回湖南长沙故居芋园养病,他是林则徐、邓廷桢、曾国藩的好友。1850年广西太平军起义,朝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督剿,林则徐病故于途中。此时正值隆冬,新继位的咸丰皇帝又下旨,命病中的李星沅接替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剿太平军。不幸于次年四月病逝于广西军中,享年仅55岁。李星沅是道光朝著名的廉吏、重臣。殁后曾国藩作挽联悼曰:“八洲作督,一笑还山,寸草心头春日永。五岭出师,三冬别母,断藤峡外大星沉”,对星沅公作了极高的评价。
    
    李星沅有5个儿子,李辅燿是其三子李桓与夫人周佩芳所生的儿子。由于李星沅的长子李杭(1844年进士)无嗣,于是李星沅将李辅燿过继给李杭为子,成为李星沅的长房、长孙。后因李桓的次子辅焯16岁病故,且无子嗣,故李辅燿兼祧了一、三两房。
    
    李辅燿的生父李桓(1877~1891),字叔虎,号黼堂。
    
    咸丰年间历官江西九南兵备道,江西粮道兼江西厘局总办。同治元年(1862,壬戌)升江西布政使,署江西巡抚。在与太平军艰苦作战的斗争中与左宗棠、李元度、许瑶光、彭玉麟、方鼎锐、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同治三年,因中风病退,笔耕后半生,成了一位大学者,其所著《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七百二十卷;《宝韦斋类稿》100卷,学人无不知晓,现在海内外有多种版本,各大图书馆均有此书。
      李桓,同治年间病体康复后曾经两次来浙江。
    
    1871年(同治十年),他应好友方鼎锐、俞樾的邀请第一次出游浙江,在乐清知县的陪同下游览雁荡山大龙湫,题写了摩崖石刻“天下第一瀑”。于天台华顶峰题碑———“天台第一峰”,于普陀山佛顶峰题———“海上仙山”。
    
    这次李桓来浙江呆了一年多时间,除了老朋友方鼎锐、俞樾、彭玉麟、许瑶光等人以外,又结识了好多浙江文化名人,例如,丁丙、王同伯、吴兆麟、徐花农、许增等人,并都成了终身的好友。
    
    这是我们湖南长沙柑子园李家与浙江四代人结缘的开始,很快这个缘分就传到了第二代———我的祖父李辅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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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庐”是李辅燿的童年住所
    

    祖父李辅燿,字补孝,号幼梅,又号怀庐主人,晚年自号和定。道光28年(1848年)5月29日出生于长沙芋园。
    
    这里我想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李星沅长沙故居的情况,因为这与中国现代史有点关系,多种版本的毛泽东传记,包括中央党史文献室编印的毛泽东年谱中,在讲到他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时期的早期革命活动时,也总是要提到他们的活动场所是名为芋园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芋园到底在哪里,是个什么场所,所有的版本都没有讲明白,大家均含混其词,语焉不详。今天我借此机缘,以芋园主人的后人身份,在这里把芋园交代清楚。
    
    高祖李星沅在长沙的故居名柑子园,这是一个有好多进的大建筑群,这是李氏家族的正屋,大门朝西,就在东庆街上。柑子园正屋的东面和南面就是柑子园的花园———命名为芋园。围绕芋园建有多个住宅建筑群,住着李氏家族各房子孙(类似红楼梦中的大观园)。
    
    其西北的建筑群名叫怀庐,李星沅的书房———芋香山馆就在怀庐内,(怀庐大院套着多个小院)。芋园正北方的一个建筑群名叫芭蕉厅,它与怀庐相邻。芋园的南面有一个小型家庙———水月禅林。家庙旁边,有一个独立别墅型的二层院落———名水月林,这是李辅燿在辛亥革命后回到长沙后的住所,第二次分家时,水月林分给了我父亲,李辅燿日记就一直存放在水月林。
    
    李星沅去世后,他生前的住所,包括他的书房———芋香山馆在内的整个怀庐由长房长孙李辅燿继承。
    
    童年时的李辅燿和他的母亲徐太夫人一起生活在怀庐,在芋园的另一栋房子,李星沅的藏书楼———名海粟楼读书,接受严格的书香门第的家庭教育。
    
    同治五年(1866年)李辅燿通过童子试,成了秀才,那年他18岁。
    
    同治九年(庚午,1870),通过乡试,中举人,得庚午科优贡,试卷刻本我已赠送给浙江大学。
    
    李辅燿在这一年的乡试同年还有他的终身好友瞿鸿禨、张百熙。同治十年、十三年(甲戌,1874)李辅燿两次参加会试,均未能考中进士,而瞿鸿禨、张百熙先后都考中了。
    
    光绪元年(乙亥,1875),他提前一年进京,准备次年的庆贺光绪帝登基而举行的恩科考试,这一年他留下了一本赶考日记———《燕行纪事》,他住在何绍基家(何伯源姑父家),认真研读好友瞿鸿禨朝考一等第一名的试卷,并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光绪二年的恩科考试他得了副贡科名,被安排了一个小官职———内阁中书,这年李辅燿已29岁了。此后,他放弃功名,就职内阁中书。但一年以后,即光绪三年(丁丑),由内阁中书调到浙江任道员。具体官名———海塘工程的驻工督办,用现在的话就是任海塘工程总指挥。
    

    
“圣朝第一大工程”——钱塘江海塘工程
    

    钱塘江海塘工程是浙江省历届巡抚本职工作中最难办、最头痛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光绪初年的这一次大修建。它的经费被称为“同治请帑”,是同治末年慈禧太后批准动用了中央国库银子上千万两,并于光绪初年动工,全面整修钱塘江海塘。那个年代极少见到有动用国库银两来办一件国家级的工程。这样的一个工程必需选一位极其可靠,忠于朝廷,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诚实、可靠、清廉,还要年轻一点,身体要经得起风里来雨里去的折腾,还要能团结同事共事的一位总指挥官员。
    
    选拔这样的官员,北京吏部一定是慎之又慎的,上千万两的银子,即使是在同治中兴时期,也是了不起的大事。李辅燿在光绪三年秋天被吏部选中,而且这一次是破格的提拔,是年冬赶往浙江,途中在淮阴度过除夕。到浙后巡抚梅小岩(梅启照)即命其立即上任。
    
    经过近4年风里来、雨里去的艰苦努力,终于将海塘工程修整完毕,将“新旧海塘联络成一气”,这被时人称为“圣朝第一大工程”。由于工程质量一流,巡抚谭钟麟对他极为赞赏,奏请慈禧太后赏“二品顶戴浙江候补道”。随后李辅燿为工程技术不失传于后人,自己编撰了《石塘图说》一书。自己勾草图34幅,并写了跋语,更难得的是将当时在自己领导下共同奋斗的28位部下的名字、头衔全体列入书末,以纪念“共济之美”。这种不贪功为一己的好作风,十分可贵。此书于光绪七年刊刻成书———我已赠送浙江大学。
    
    光绪三年,李辅燿到浙江以后不久就将其父李桓接到杭州休养,这是李桓第二次到浙江。李桓这次来杭州受到众多老朋友的热烈欢迎。他与杭州著名的文化人俞樾、江小云、徐花农、秦湘业、吴兆麟等共结“铁华吟诗社”。李桓这一住就是4年,演绎了杭州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中关于俞樾与李桓就俞樾的“书塚歌”石鼓词和姚笠云大和尚到杭州小住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俞樾的《春在堂随笔》有载,现在西泠印社中还有摩崖石刻)光绪九年(1883),李辅燿因母丧回湖南守制(尽孝),直到光绪22年(1896)才第二次来浙江,这一次来浙江他担任过包括宁绍台道台;省防军支应局会办;杭嘉湖道台;温州盐局督办;海塘工程局总办等在内的多种官职,与浙江的正派官员、百姓和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与杭州八千卷楼主人丁申、丁丙、丁立诚、丁仁等丁家老少忘年之交;与王福庵、胡镬、许增、吴待秋、吴昌硕等人深厚的友情,至今都存留在西泠印社的各种新文献、老史料中,也大量的留在他自光绪22年重返浙江的数十本“回浙日记”中。
    
    这是湖南李家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与浙江深厚的缘分。
    
    辛亥革命时,李辅燿正任职温州盐局督办,不久辞职,在上海小住一年多,于中华民国二年率全家返回长沙芋园水月林新居。三年后,民国五年(1916年)七月十八日病故于芋园水月林。
    
    
废墟中抢回的家传文物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李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与浙江的缘分。这里贯串的主线是李辅燿留下的这部日记的命运。
    
    这部日记包括三个部分:
    
    1.光绪元年赴京赶考的日记一本———燕行纪事。
    
    2.光绪22年至民国二年的回浙日记54本———怀怀庐日记。
    
    3.民国二年至民国五年(1916)去世止的回湘日记8本———饰待草堂日记。
    
    总共63本,用两个十分精致的红木匣子装载。民国五年(1916年)李辅燿病故时,李星沅家族各房子孙分住在芋园四周的各个大小不等的住宅建筑群中,我们家住芋园南面的水月林。日记也存放在水月林,由我祖母辛太夫人和我父亲保管。
    
    那时家父在雅礼大学念书,他与他的表哥徐特立关系特别好,常有来往。雅礼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办的基督教教会学校,父亲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后来就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同时在徐特立办的平民夜校教学。分家以后家父带着他分得的家产,举家迁离了芋园水月林故居,搬到长沙一个基督教会为中心的社区———韭菜园,分得的家产中就包括了《李辅燿日记》、书札、杂记、诗稿、书画、印章等,随后,他只身应聘赴江西就任江西裕民银行吉安分行行长。
    
    民国十九年(1930),红军攻入长沙,国共两党发生激烈战斗,长沙社会秩序失控,抢劫、放火绵延不断。芋园、韭菜园未能幸免,虽未被焚,家中却被洗劫一空,父母闻讯从江西赶回,家中已是一片狼藉,残存字画、书札等物丢弃一地,两匣日记却没有人要,倒在地上,红木匣子则不知去向。父母收拾残存物件后迅速离开长沙,来到江西南昌。这一走我们家从此离开故乡,再也没有回过长沙。
    
    民国二十一年(1932),家父从江西调至浙江杭州,不久又奉命到温州筹建浙江地方银行温州分行,并任经理一职。
    
    民国二十三年(1934),全家又从杭州迁居温州,这批日记及其它祖父遗留的书札、杂记等文物又一起从杭州来到温州。抗战爆发后,我家疏散到浙西山区松阳县,当时的松阳县是一个穷困山区的小县城,木质的房屋,麻石板的道路,潮湿、虫蛀、鼠咬为患,更不幸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国三十一年(1942),日军攻占了松阳,全家几乎空手避寇逃难。这批文物遂和其它行李物件一起,再次在松阳遭受一次浩劫。事后,我二哥李海奉父命,前往收拾劫后余生物件,从老家芋园带出的文物,已只剩下残纸碎片,稍完整的字画、书札等已是寥寥无几了。而两大捆报纸包的日记及杂记、诗稿却奇迹般地存留了下来。在随后的抗战岁月里,温州三次沦陷,家父忠于职守,始终带领银行员工随政府机关行动,开展业务,支援抗战。这批日记等文物也随着大批银行账本等公私物件辗转避寇于浙西南山区,历尽艰险。
    
    家父从1932年调到杭州起,1934年全家到温州,直到1947年3月,离开温州,我们全家在浙江长达15年之久。这是我们李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与浙江结下不解缘分的15年。我于1935年出生在温州,与姐姐哥哥们在浙江的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长大。我们一家老小,历经了家破人亡的逃难岁月,我们面对过日寇的刺刀;我们躲过了枪林弹雨和狂轰滥炸,我们的足迹因誓死不当亡国奴而跑遍浙西南大半个山区。我们什么东西都丢光了,却在祖母和父、母的指导下,一次又一次从敌人洗劫后的废墟中抢救回了以祖父日记为主体所有残存的文字遗物。这些文物是我们家的精神家园,那里承载着我们国家社会的苦难和挣扎前进的无数信息。
    
    1950年,家父到上海就业,举家迁居上海。文化大革命起,红卫兵来抄家,残存文物又被全部抄去,这次可不是单纯的抢劫,而是有所“审查”。多年后,我妈妈去领取退回的抄家物件时,发现高祖李星沅与陶澍、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来往的信札,二姨父潘天寿所赠送的大幅画作均不见了,王福庵为芋园用各种棣体题写的芋园22处景点所制成的信笺,也只剩下七件,回浙日记也少了第四十五本,没有人对这些抄家损失物件的下落做任何说明,更没有人负责,家父也于1974年去世。
    
    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将这批无知者视为废物的“家传文物珍宝”捐赠给浙江大学,让这些历经磨难的珍宝找到了一个安宁的家。承蒙浙江大学十分珍惜,予以出版,作为李辅燿的后人,我们倍感欣慰。湖南长沙柑子园李家自黼堂公李桓1871年初访浙江以来迄今四代人与浙江的缘分,终于画上了一个最最圆满的句号。
    
    (李崧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