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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笑刚:三问大学教育

发布时间:2015-05-14来源:浙大新闻办作者:整理 周炜浏览次数:108636


    老师有一项特质,只要有机会说话他就会说话。但我不喜欢来来回回讲同一个东西。这次讲的除了《大学与伊甸园》(编者注:该书于2015年1月出版)这本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我还会讲讲我最近思考的一些东西,题目是《执教浙江大学》。
    
    
大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我从2009年开始在浙江大学任教,已经五年了。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认识了一位朋友,我与他的关系是越来越好。我的办公室在玉泉教八,他每次都站在图书馆前面,看着我进进出出,总是问我两个问题:
    
    第一,你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浙江大学被传为“东方的剑桥”,我想干什么呢,我想某一天有人说剑桥是西方的浙大。
    
    竺校长听了我的回答很忧郁,心想浙大怎么找了一个狂人来当教授。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浙大现在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干这件事?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教授队伍。他说:现在浙大的教授“虚荣入骨,实利迷心,只问得失鲜明是非,声名与利益皆不误,高雅与低俗两面风光”。
    
    听了老校长的话,我认真想了想。我说我们这帮教授是“天良犹存、功力亏虚、心智未开、希望还在”。在座的各位老师应该会同意我的判断,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天良犹存。只要天良在就没问题,这个事儿就有希望。
    
    竺校长听了后说:“希望与绝望仅差一线。勇气、智慧、汗水缺一不可。整天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希望和我探讨一些细节,也许是要考校我对大学教学是否有基本的理解。
    
    他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他问我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说,这个我明白一二。把你这个话翻译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其实很简单。现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树人”,然后才是“育才”。首先,我们要教育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
    
    人和才是相统一的东西。但是很遗憾,现在大学教育经常是割裂的,关心更多的是才。这是舍本求末,我们教育的目的不是重在培养人才,不是重在教会学生怎么样挣面包,而是学会怎么样吃面包,学会享受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竺校长说,我认为中国大学应该会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两类,我们浙江大学的定位肯定是研究型大学。但大学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点需要认认真真的对待。
    
    我深以为是。并补充了一点,中国大学的任务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领中国的发展,为人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很有趣的,最开始我们是世界老大,绝对的老大,我们的农耕文明是无法逾越的。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我们中国人知道我们已经严重落后了。现在,我们在试图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可能吗?大家想想,美国人占全世界5%的人口,利用了人类地球资源的40%。我们中国占全世界人口大约20%,如果我们真正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我们自己就需要两个地球,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不靠谱的。
    
    大学的任务一定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要做这个事情,中国非常需要浙江大学。
    
    浙大在中国高校中的地位是很令人玩味的。北大、清华,资源多,学校办得红火。他们平时对外交流也方便。但是,关心他们的人太多了。我们浙大,藏在“山野”里,更像是自由生长状态,适合潜心办学,搞点什么动静不会太大。
    
    所以,我来浙江大学并不完全是疯狂行为。
    
    竺校长说,听说现在中国很浮躁,这事你怎么看?浮躁的环境,对于办好大学应该是很不利的吧?我说,这个没那么恐怖。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猥琐的时代。
    
    大家都能感觉到了浮躁的时代特点。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凡是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或者退步,都是这样的,前面都是一片混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历史的进程以及后面的结果,取决于谁来做事情,怎么样去做事情。中国现在的状况是13亿农民进了城,要把大学办好,一定要“智慧清零”。脑瓜子里决定性思维是农民的底子,办不好大学。
    
    面对不断的“智慧清零”,老百姓怎么能够镇定自如?
    
    当然,“智慧清零”不是说农民的东西、传统文化都不好。“清零”,既不要割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又把不适合的东西扔掉。
    
    
理性教育与感性教育
    

    竺校长问我,怎么教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我的观点,首先要明白一个事实: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个体生活幸福。一个美好社会,就是让尽量多的个体获得幸福。
    
    中国人现在做的事情,最终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生活幸福。每个个体都生活幸福了,那就真正实现了美好社会。
    
    幸福,是欲望与能力的和谐平衡。
    
    没有欲望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因此,欲望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个体幸福的根基所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理解欲望,经理欲望。
    
    欲望和实现欲望的能力,给教育带来两条路。一个是感性教育,一个是理性教育。本质上,两条路子是相通的,绝对只走其中一条是很难的。
    
    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性的觉醒。人类第一次以百姓能够听懂的语言说,凭什么我要听上帝的?!凭什么我要听教会的?!凭什么我要听帝王贵族的?!我就是我,我为我自己作主,我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个体感性的觉醒。
    
    但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并没有快速发展。欧洲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8、19、20世纪。在17-18世纪,欧洲发生了第二个大事件: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理性启蒙,而且是科学理性的启蒙。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最早开始办大学,走了这两条稍微不同的路子。一条路,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术教育,意在直通个体的感性世界。而竺可桢先生倡导的,是科学理性教育。蔡先生当时延请了一大批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而当时的浙江大学,竺校长的班底中最骨干的核心,大致是偏理工的。
    
    我个人认为,这也就是浙江大学的个性所在。由科学理性教育为着力点,而追求人性的发展完善。
    
    通过理性教育达成人性教育,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人形成了理性和追求真理的人生观,自然也就有了反对权威与威权崇拜的个性;培养起来专业人士的独特视角,以此可作为独立人格、独特个性的基础。我认为是很好的。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认为感性教育是培育良心,而理性教育是发展良知。
    
    
教授的职责是什么?
    

    竺校长问我,大约100年前,罗素先生对中国学生有个评价:学生们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梦想有别人能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关键在教授。
    
    浙江大学的教授,大多数都想要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但是,喊口号没有用。课堂的一个目的,是给学生开眼界。让他们看看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人经过好好学习,最后活得多么了不起,过得多么的精彩,生命是多么的光辉灿烂。课堂的第二个目标,当然是展示各种精彩灿烂的人生之路,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妙有路可循。应该让学生懂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只有让学生感受到乐趣,教育这个事情才有希望,也才不违背人生追求幸福的根本。
    
    我不认为“苦”作舟是对的。
    
    我们一说起老师,“行为世范,为人师表”八个字就跳出来了。但我不这么干,我只做一个职业教书匠,职业科学家。我做不来什么“世范”,来浙大就是做一个教书的。我凭什么去做“世范”?所有的学生跟我一样吗?可能吗?学得来吗?
    
    我希望我的学生,凭良心和良知行事。跟风的人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教授治校到底要干什么?真正的教授治校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关的层面。首先,全体教授有共识一起来建设浙江大学,在这个基础上参与学校的决策、行政监督;另外一个层面,是每一个教授个体,主持一个课堂,并参与一个系的治理。
    
    我初来浙大时,曾向杨校长提出我的计划,是至少让我讲五年本科的物理化学。我想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下中国的大学基础教育。但我不会去理会教学大纲,我就干我自己的。杨校长说行。
    
    我的课堂我要作主。这就是教授治校的最根本所在。只要有良心、有良知,同时有足够的能力,每个教授都主持得好一个课堂。浙大的基础教育自然也就上去了。另一方面,一个出类拔萃的教授,我不相信你会没有建言治校的机会。
    
    我认为教授是实践人生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喜欢罗大佑,我觉得周杰伦也勉强不错。觉得我们教授跟他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都要靠我们的表达来吃饭。
    
    但是,教授和歌手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如果罗大佑在舞台上一下子把这个歌词唱错了,底下可乱套了。我们在浙江大学讲课,没有人希望每次讲的完全一样。我们不需要像歌手那样,连声调都一成不变。
    
    因此,我们的职业比歌手强多了,我们的职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我们每天有机会表演,但我们的表演大概有一个谱子就行。当然,完全不靠谱是不行的。
    
    每天上讲台不是照着备课笔记念,不是讲PPT。我今天上午下课之前问了我课堂上的学生,中午我要去和浙江大学的青年教授交流,你们希望我带去什么信息?学生们的回答七嘴八舌什么都有,但是有一条是公认的,就是:老师尽量不要念PPT,他们恨死了。
    
    一个称职的教授,是给学生们提供的一个参照系,并不是什么人生导师。我们的任务,是给学生讲,我就是这么活着的,好像也还行。至于小孩子说你想不想像我这样活着,那是你的事儿。只要学生觉得我给他提供了参考,那就不错了。
    
    教授如何正确?有一次我去交大去讲报告。讲完了之后,有一位名教授站起来提问:“彭老师你的报告上连化学的鼻祖(吉布斯)都质疑,你让我这个课以后怎么给我们的学生讲?”这个提问,让我有些吃惊。后来一想,这个问题不在我,在他。总想让自己正确,怎么可能?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还太少太少,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世界的九牛一毛的水平。绝大多数是未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片面的、暂时的、静止的东西。错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
    
    那怎么做教育?我的学生进到我的课堂,我的一个任务是颠覆他的想法。一个好的课堂,总是能够或多或少颠覆学生原来的想法。
    
    我说出我的想法,你觉得对也好,不对也好,自己判断。科学教育是让受教育者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科学教育的课堂应该是个性的,富有生命的。
    
    与此相关,我们现在的学生一堆的脑血栓。哪里来的?我们教授要负责任。授课的似是而非,道听途说;听课的信以为真,不加甄别,自然形成了“思维脑血栓”。我们的任务,就像脑科医生,帮他们疏通脑血栓。
    
    如果某件事情你自己没有把握,你最好跟学生讲明白具体情况。我认为是可以这么做的。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推崇孟子,他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来看看浙江大学教授应该什么样子?我觉得应该有两个特征,学者和教师。首先是一流、二流、三流的学者,再是一流二流的教师。
    
    什么叫一流的学者?凭一己之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看法的人叫一流的学者。现在浙大有没有一流的学者?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恐怕,全世界此时此刻也没有。像我这样,勉强能算的上二流。
    
    二流学者就是所谓的学术领袖。我们把一个领域看成一张桌子,二流学者就像桌子的腿;把他的工作从这个领域拿掉,这个领域就塌陷了,这就是学术领袖。三流的学者,就像桌子上一块板子,如果拿掉,桌子功能有损失、但大致还在,这是重要贡献者;三流学者是桌上的花,他的存在可能让“桌子”更好看,但没那么重要,没花一样是书桌;三流以下,是不入流的学者,他们是桌子上的灰,去掉这部分人的工作,人类的知识会有大变化吗?没有。
    
    说完学者,我们再来说教授的另一个侧面:教师。一流教师教享福,教享受人生。二流教师教学习方法、思考方法,三流教师教知识。当然了,还有不入流的教师,他们念PPT,背课本。
    
    一些教授问我,彭老师你的课知识点有没有覆盖好?这不是疯了吗。我要是教知识,还不如朝计算机里打字。计算机能够记录的知识又准确又多。
    
    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来考察一个教师的工作。那就是,你的课堂有没有给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一个学生上过你的课、进过你的课堂,他应该与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来总结一下教授的基本特征。我的认识,他们应该是公民社会的独立个体;现代职业社会的专业人士,热爱教育;见解深刻、自成系统的行业专家;颠覆者和被颠覆者,敢于从零开始。
    
    
浙大能够建成个性丰满的现代大学吗?
    

    针对竺校长的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会成。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现在的国民基础,比竺校长那个时代(20世纪初)要好很多。
    
    做教育是烧钱的事儿,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有钱有闲的时候更容易发育。
    
    中国大学已经经历了三次创业,第一次是晚清到民国之初,由竺校长他们这批有识之士引入了大学教育的概念。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明确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大力发展了理工科基础。第三次是改革开放,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培养建设人才的基础上,把现代研究做起来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做第四次创业。这一次创业,就是回归大学的正道。现代大学的正道,首先是培养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然后是培养各业专才和行业领袖的“才”。
    
    人间正道是沧桑,但人间只有正道可以致远。
    
    (
根据彭笑刚2015年4月22日在青年教授联谊会SUPERSEMINAR上的报告整理,已经本人审阅。整理人:周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