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国务院西部办主任马凯，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和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共同为西部院揭牌。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周谷平面接受专访，回顾和展望了西部院的发展道路。

问：当初是在怎样一个背景下成立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的？为什么国家发改委选择与浙江大学共建？

周谷平：大背景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国家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西部是短板。既然国家高度重视，当然要做好研究工作。当时浙江大学有一位老师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挂职,积极促进此事。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6年10月，西部院成立了。

有人曾问，为什么研究西部问题的研究院要建立在东部，为什么要和浙江大学合作？东部地区在率先发展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而浙江作为资源小省，如何不依赖资源而赢得发展的经验，对西部地区有很大借鉴作用。浙江大学多学科的优势非常明显，同时，对于西部浙大还有着特殊的感情。抗战时期浙大流亡办学，西部地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接纳了我们。饮水思源，反哺西部、回报西部是我们每一代浙大人的光荣使命。当时，学校已经有很多项目在西部落地，与西部地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西部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西部院在成立伊始就定位建设高端智库。我们希望能整合浙大的学科优势，发挥浙江的先发优势，为西部发展出谋划策，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问：在这十年中，西部院做了哪些探索，出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果？

周谷平：要打造国家高端智库，最重要的是在做基础性、储备性理论研究的同时，做出前瞻性、预判性的政策规划，把研究优势转化为国家政策。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西部院原有人口学学科点，又与经济学院合作设置了区域经济学的博士点。这就是高校智库的优势，普通智库很少有学科点。通过学科点，我们引进了相关老师，培养了学生，进行了基础性、理论性的研究。

我们参与多个中共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的起草，承担了一批国家层面重大战略规划和应用研究，多个研究成果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在人才培养方面，西部院承担了不少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外交部等高层次的高端培训班，比如面向东盟高级行政官员的“东盟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高级研修班”“东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高级研修班”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西部大开发人才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与学校MPA中心合作开展了西部地区领导干部MPA班，至今已为中西部地区培养干部700人。来培训的很多都是年轻骨干，现在有好几个已经成为厅级及以上干部了，在当地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他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浙大的学习经历给他们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这批干部多起来，西部发展就能带动起来。

问：未来西部院将会重点推进哪些领域的工作？

周谷平：对于西部院的未来发展前景，我们非常有信心。当前，国家非常重视新型智库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希望智库能积极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对我们高校智库来说，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多学科优势、人才优势。

从大的方面说，我们将继续重点做好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沿边开发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研究。未来，西部院将会重点建设区域发展学。我们已经建立了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是国际次区域，可以是国家四大版块的区域发展，也可以具体到省里面不同地区的发展。我们希望依托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做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西部院在2014年7月成立了“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同时，作为核心单位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发展创新中心。

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将继续搭好东西互动的桥梁。从研究领域讲，主要是四个研究方向，即区域经济理论与规划、人口资源（能源）与环境、文化与教育政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

问：西部院工作对我们学校发展来说有哪些重要意义？

周谷平：习总书记在西部院成立时就说过：“为西部服务，不仅是浙江大学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也是浙江大学提高办学水平、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目标的有效途径。”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视野一流的胸怀。通过西部院这个平台，地处东部的浙江大学能更多更好地关注西部问题、关心国家重大战略，这就是一种明目扩胸。西部院很多课题是需要整合经济、法律、教育、传媒、医药、环资、能源和建工等学科做跨学科研究的，这就增强了学校科研工作的问题导向意识，推动了大团队建设和跨学科发展。

对于学校的成果转化，西部院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可以更好地在全国布局。此外，通过我们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的联系，也把国家层面的一些发展思路与我们学校相对接，关注好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