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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浙大13年,请辞校长近40次,所有人却说他做了最好的校长!

发布时间:2017-05-10来源:钱江日报作者:吴朝香 林梢青浏览次数:2404

5月21日,浙大将迎来120周年校庆。最近,浙大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老校长竺可桢的儿子、浙江大学化学系1946级校友竺安代表全家,将55册的竺可桢日记原件全部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

竺可桢资料照片  

竺可桢日记被史学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为出版这些日记,在《竺可桢全集》主编樊洪业的主持下,竺安曾花费13年的时间进行通读整理。  

“父亲能把每天的事都详细记在日记里,是有原因的”“一字不改地出版父亲日记,是因为他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  

近日,钱江晚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已经88岁的竺安,听他说说有关日记的那些人和事。

  

捐赠协议签署  

捐给浙大,让日记有个好的归宿  

竺安和夫人现住在北京一家老年公寓,记者赶到时,他在公寓门口已经站了多时,老先生满头白发,清瘦,儒雅。  

“怕你找不到路,来迎一迎。”竺安说。我们的谈话刚开始,他的夫人拿了矿泉水递给记者,“这么远过来,先喝点水。”  

这是既细心又有亲和力的老两口。

2012年,竺安夫妇参观浙大紫金港校区  

竺可桢日记有900万字,这些内容几乎都被收录在2014年出版完结的《竺可桢全集》中。  

“编辑工作是从2000年开始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加入的。”因为外文好,竺安主要负责整理日记中各种外文的内容。“因为全部是手写的,再加上是六七十年以前的纸张,已有氧化,有些字迹不太好认。”  

2013年底,全集整理完毕后,竺安等人就考虑日记的原件要怎么存放。 

“日记原来是在中科院,由全集主编樊洪业保管的。”后来,竺安希望把日记尽量放在一个专业的档案馆里,“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合适,因为竺可桢和浙大有着特殊的关系。”

竺可桢雕像(浙大紫金港校区)

已经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对日记的内容几乎是全文刊登,包括家庭的隐私、竺可桢对人对事的评价以及对子女和自己的看法。据说,樊洪业还就此征询过竺安的意见。“当时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真实完全的反映,竺可桢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什么。”竺安觉得这不值得纠结,“这是很自然的,就应该这样。”  

“我父亲在日记里面,曾经两次引用过一句话(大意):日记的价值完全在于真实,如果不真实,那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如果是真实的,即便是很琐碎的小事,若干年后都会是很有价值的材料。”竺安说。  

随身带个小本本,他看到的都记录下来  

竺可桢的日记,几乎每一天都记录得非常详细,见过什么样的人,办了什么样的事。  

“我一开始也很奇怪,开个会,30多个人,都有谁来参加,他都记得。说实话,我自己开会,事后也讲不出来都有谁。后来我才发现,他有个工作日记本,可以揣在上衣兜里,开会的时候有哪些人来,谁发言了,发言时间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他都记录在本子上,到晚上,再把这些整理到自己的日记本上。”  

除了这些,竺安还记得,“他在1936年,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在汽车上他盯着车上的里程表,记录沿途各站的距离,连见到几辆自行车等等都记下来。”  

竺安有些感叹,“我自己做实验都没这么认真。我想,一天工作下来,人都很累了,还要这样记一天的事情,毅力令人惊讶。父亲认真到有时要引用古人的诗句他都会去翻原著。”  

竺安觉得这也是父亲的日记和其他的名人日记不一样的地方。“我翻看过很多日记,有些会过滤掉不好的内容,只写好的,有的很简短,没那么详细。竺可桢日记,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重要的事情都会记录下来。”

竺可桢日记  

父亲的伤痛,我是看了日记才知道  

从2000年到2013年,这13年间,竺安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就是在“读”竺可桢日记,这个过程就像是他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他才读懂父亲的很多情感、做人做事的理念以及一些过往事情的真相。  

“当年在浙大西迁路上,我二哥生病去世,我们兄妹5个人中,二哥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他14岁去世,半个多月后我母亲又去世,对父亲打击非常大。但当时我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肩上有很重的担子。随着日寇步步入侵,必须一次次地迁校,顾不上为家事而悲伤。我后来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才看到,母亲去世约半个月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悲从中来,嚎啕痛哭。这是母亲去世后他唯一一次感情爆发。”

竺可桢家庭照  

让竺安印象深刻的还有父亲在浙大西迁路上,和浙大师生一路走一路所做的事情。“在江西泰和,那里的赣江经常发大水,危害甚重,竺可桢就让土木系的师生考察并设计一条大堤,由县政府组织施工,很快就修好,解除了水患,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因而这个堤在当地被称作浙大堤。到了贵州遵义,浙大地理系的师生考察到附近有锰,炼特种钢有用,很快就开采起来了。在湄潭,鉴于这里气候土壤很适合茶树,浙大的茶叶专家(也是中央茶场场长),教老百姓种茶和炒茶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质量。”竺安说,父亲的理念是,大学不仅是教育机关,把学生培养出来能找到工作就行了,而是有责任做实事。

19386月,竺可桢校长(前排左3)与胡刚复教授(前排右3)、张孟闻教授(前排左2)等部分浙大师生代表在遵义的合影。  

“当年浙大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大家各有各的性格,有时候难免会有分歧,父亲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也很有技巧。”竺安记得当时浙大物理系的束星北,很有才华,但性格也暴躁。  

有一次,在湄潭,他和总务处主任起争执,打了对方一拳。事情闹大后,竺可桢专门从遵义到湄潭解决这个事情。总务处主任要求束星北写道歉信,当众宣读,并请两桌酒。竺可桢说,抗战时期物价昂贵,酒就摆一桌吧,吃饭前,让束星北把信念了,念完后,他就把信拿过来,揣到自己兜里。“这样既道歉了,又不让信落到对方手里,很巧妙地化解了这个矛盾。他后来密集地给双方写信、谈话,终于使两人成为好友。” 

他不愿做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

资料照片  

竺可桢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出任浙大校长的。

浙大校史研究专家何亚平教授统计,从1936-1949年的十三年间,《竺可桢日记》中记录的请辞浙大校长的次数,就有近40次。  

这种情绪,始终贯穿着他在浙大的十三年,直到离开的最后一刻,他还说:“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  

为什么不愿意当校长?从他得知自己被荐为浙大校长时,便反反复复地在日记中陈述了: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不善侍候官长,亦不屑为之;战事在即,不免悬心;不愿长做校长,而半年之内难见成绩。”(当时允诺他任期仅为半年)  

那一年,竺可桢47岁,学术事业可谓如日中天。他于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正是在他手中,中国开始独立发布自己的气象预报,并在全国设立了百余个气象观测点。

1937年4月,在一次气象会议上的竺可桢  

在反复拒绝的同时,于公,这个绍兴东关的知识分子,却也在日记里说:“但若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

在内心的纠结与矛盾中,竺可桢最终选择了临危受命。3月7日,他允诺陈布雷,但同时提出三个条件: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  

4月,在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前提下,竺可桢正式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本只以半年、一年为期,未想,却历时整整十三年整。

竺可桢日记  

这是怎样的十三年 

出任时,竺可桢47岁,离开时60岁——这本应是一个学者学术事业最黄金的13年,但最后,面对美国前沿的气象研究,他在日记中感慨万分地评价自己道——“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而浙江大学,却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英国人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社科院研究员李杭春,用数年时间编成了一部《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在她看来,浙大当时的飞跃,自然和竺可桢这位大学的引领者有关——即跟他所坚守的教育理念、设计的人才制度和始终执行的民主治校原则有关,也包括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基于坦诚、无私、正直和富于同情而产生的威仪。

  资料照片 

竺可桢与浙大十三年,足足可以写成一整部书。在这里,只能说几个小片段。  

有人说,竺可桢是行动的理想主义者。一进入浙大,竺可桢便问上层要经费,着手于充实教授人选、补充图书仪器设备、重视校舍的最低标准,他还设置公费生,给贫寒子弟求学机会。  

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甚至抓体育锻炼,为师生造游泳池,要求同学们每日从事半小时或一小时的爬山、游泳等室外运动。因为他深知身体与头脑同等重要。  

但他更在乎的,是立人。  

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五个月,与一年级新生谈话时,他问了学生两个问题:  

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

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校长的回答,简而言之: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竺可桢有过深思熟虑,绝不在于造就多少工程师和科学家,而是“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在1939年2月4日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中,他又谈到: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意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  

他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对此,他身体力行,令师生影响极受感染。  

1936年初,40级学生刘奎斗在浙大体育馆的篮球赛后第一次听竺校长训话,竺可桢的绍兴口音很重,作为北方人的刘奎斗完全无法听懂。但五个月之后,学校大操场上举行了第一次升旗典礼,刘奎斗看到竺校长亲自出席,从此,从每周一至周六,他每天必定向校长敬礼,报告到场人数。

 

 竺可桢故居

竺可桢在浙大十三年,几乎从未休息,却几乎从不缺席早晨六点半的升旗典礼。他曾在《升旗典礼之意义》一文中说,这是为了“在坚定我们的自信力,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出路的民族,是将兴未艾的民族,是有朝气而不是暮气沉沉的民族。鼓励大家奋发有为,坚持信仰,每天升旗典礼,就是要坚定大家的自信力。”  

训话那日,竺校长说的是什么,没有听懂的刘奎斗在日后的升旗仪式上,完全感受到了。

苏步青资料照片 

竺可桢长校期间,群英荟萃,网罗了如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等名师。1944年,亲赴浙大参观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将西南联大比喻为“东方牛津”,而将浙大称为“东方剑桥”。 

在竺可桢诞辰百年时,出过一本纪念文集,整整四百余页,全部来自浙大师生,每个人的回忆都细微而真切,他们反反复复提到最多的,就是竺校长的“人格魅力”。尤其,人们谈到最多的,是竺校长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苏步青早于竺可桢五年来浙大工作,已是数学系系主任。因为竺可桢有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苏步青最初不看好他出任校长。但竺可桢一直器重并关心他,西迁时动用私人关系极力照顾苏步青的日本太太和家人。苏步青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说:“我和竺校长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1937年,竺可桢在浙大率先实施了导师制:他认为,教和训必须合一,而老师对学生最好的训导是以身作则。1941年,学校颁发新的布告:导师的选择,由校方指定改为同学自由投票选择。学生马国钧胆大了投了校长,最后发现,选校长做导师的,只有自己“这么一个宝贝”。第一次见面,竺可桢便告诉他:“随时有事来找我,不需要先问过诸葛秘书。”师徒的书信往来中,竺可桢的署名永远是“友生竺可桢”。 

资料照 

1942年,浙大学生在遵义“倒孔”,竺可桢阻止学生游行无果,最后自己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  

竺可桢在浙大期间,被称为“浙大保姆”,他从主持、出席学校各种校务会议,到定期不定期慰问贫病员生;从向教育部跑经费,到去各地查勘迁校校址;从每天清晨六七点坐镇校长办公室,到与师生一起欢度大年三十。日理万机之余,他每年还要留出一定时间,回气象所处理公务。  

李杭春的文中说:竺可桢留给浙大的是真正的求是和务实,而繁重的公务回馈竺可桢的,则是过早的苍老与疲惫。  

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二、三年不相见的人,没有一个不奇怪我老得如此之快。” 

三次研读竺可桢日记的何亚平教授说:在浙大120年里,竺可桢所作出的牺牲,至今没有任何一位校长能够超越。他不愿做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

   

(《钱江晚报》2017年5月9日02版、钱江晚报微信客户端,原标题《竺可桢日记背后的那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