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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还是不扶?浙大学者用“真金白银”揭示合作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

发布时间:2018-10-08来源:浙大新闻办 作者:柯溢能浏览次数:1127

路边看到老人躺倒在地,扶还是不扶?这或许是个道德问题,也或许是个社会问题,但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陈发动眼中,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决策科学问题。

近日,陈发动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助理教授Ian Krajbich合作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了题为Biased sequential sampling underlies the effects of time pressure and delay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的研究论文,系统探讨了关于人类合作(亲社会)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

现实社会中的人不是完全自私的

陈发动和他的合作伙伴研究的人类合作行为,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陈发动介绍,合作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支付一定的成本,而你则有所受益。这就好比当遇到老人摔倒,面对“扶”与“不扶”的选择时,人们大脑中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思考过程——

如果扶(合作),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老人变得更加安全健康;

如果不扶(不合作),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但老人也得不到什么利益。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选择,只不过应用场景不同而已,陈发动想通过实验,更加清晰的揭示人们做出类似选择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和规律究竟是什么。

看到这,不难发现,合作行为与传统的决策科学或经济学假设不同,人不是完全自私的,不是只考虑自己的收益而不顾及别人。陈发动表示,就好像很多物理学理论是建立在“真空”状态的假设之上一样,传统的决策科学或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是完全自私和完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但现实社会中人并不是像理论所假设的那样。

“行为决策理论把完全自私的假设‘放松’了,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也关心他人的收益,否则很难解释现实中人们的义举善行。”陈发动说,“我的研究就是找寻人类合作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也就是人类大脑如何思考并做出这些决策的。”

“真金白银”实验

在陈发动的实验中,合作与否直接表现在金钱收益上。“每个被试的选择,直接决定他们在实验后拿到的酬劳。”陈发动说。这是一个以金钱激励为手段的实验,在研究中,他和合作伙伴召集102个被试,每个被试需要针对200个不同的决策任务做出选择。

实验随机将两人分为一组,这200个任务中,50个在时间压力下完成,50个在时间延迟下进行,另外100个任务分成两组各50个,在没有时间限制(时间自由)的条件下进行。陈发动介绍:“一般情况下,人们完成一次类似决策任务的时间是3-4秒,时间压力下,被试要在2秒内做出选择,时间延迟,则是指被试需要充分思考10秒后才能做出选择。”

被试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自己的收益高而对方的收益低(利己),以及减少自己部分收益但是提高对方受益(利他)这两者中做出选择。陈发动和团队根据时间自由条件下被试做出的50个选择,判断出被试者利己或是利他的倾向,进而对比时间延迟、时间压力和时间自由条件下,该被试的行为偏好变化。

倾向偏差与证据累积,探寻行为背后的动因

实验发现,时间压力与时间延迟对人的行为偏好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时间压力让利己的人变得更加利己,让利他的人变得更加利他,而时间延迟让利己的人变得更加利他,让利他的人变得更加利己。

陈发动解释,“时间压力下人往往倾向于依靠直觉做出选择,所以,人们在直觉上是偏向利他还是利己存在很大的异质性,现实中既有相当数量天性善良的人,也有相当数量天性吝啬的人。这也说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

实验还发现,被试做出决策所花费的时间与偏好强度密切相关。特别利己和特别利他的人都会很快做出决策,往往在“扶”与“不扶”对一个人来说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该结果与建立在神经科学证据上的连续累积模型推断一致。

究竟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和结论呢?陈发动和Ian Krajbich提出一个带有倾向偏差的证据累积模型来描述合作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及合作行为。具体来说,“扶还是不扶?”遵循的是一个“证据”累积的过程,即人们在选择扶还是不扶之前,大脑会自动收集支持这两个选项的“证据”,证据累积的速率与偏好强度正相关,一旦某个选项的“证据”率先累积到阈值,那么人们就会选择它。

但是,每个人证据累积的起始点不一样:有些人是天生的利他者,他们在初始阶段就手握了大量支持利他选项的“证据”;而另一些人则是天生的自私者,他们在初始阶段便有大量支持自私选项的“证据”。因此,当时间非常紧迫时,人们甚至都还没开始收集“证据”,决策就已经结束了,显然,这时候初始倾向所拥有的“证据”占到了绝对优势,人们更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直觉进行决策。时间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直觉倾向对决策的影响,使得利他者在时间紧迫下变得更加利他,而利己者则变得更加利己。

然而,一旦决策时间增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时,这时他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和社会公序良俗等因素都会对证据累积过程产生影响,他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原来的倾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因此偏好可能会向另一端倾斜。这导致原本利他的人反而变得自私了,而原本自私的人甚至也变得利他起来。

“在拟合实验数据之后,我们发现该模型能更好地描述和预测人的行为。”陈发动表示,关于人们决策背后的认知机制研究也可以应用到生活中去,欧美已经有相关的行为洞见团队专门将相关研究应用到公共政策制定上,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例如,当人们面对是否捐献器官的决策时,政策制定者将“捐献”设置为默认选项,以此来干预或调节人们的第一反应,这样,人们捐献器官的比率和以往相比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柯溢能)

 

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8-059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