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浙江大学揭牌成立社会治理研究院。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主任陈金彪，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共同为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揭牌并发布新书《“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经验，中国方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担任研究院首任院长，并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与社会有效治理，业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社会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社会治理研究院又该如何来研究社会治理？郁建兴认为，要找到读懂中国的“钥匙”，哲学社会科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

实现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肩负沉甸甸的责任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也是基本支撑。

郁建兴认为，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在较多领域还是西方思想的“消费者”。具体表现为，研究思路、框架、路径的设计，延续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要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就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他说，“我们既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也胸怀自信。”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从哪里来？如何开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自己的道路呢？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立足的文化土壤。郁建兴认为，根本途径就是开展中国研究，这是突破社会科学西方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要有雄心，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发展社会科学。”

进入新时代，社会科学家要认真学习、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历程、轨迹、密码，谁能解读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谁就会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我们不能只成为见证者，更要成为参与者、实践者，我认为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是今天伟大时代所需要的。”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正是由于19世纪后期，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有效政府，公共管理学才应运而生，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建设有效政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今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座富矿。

郁建兴认为，在我们身边就有持续为中国改革探路的新浙江现象，这是他和团队倾心研究的重要领域。“过去我们对浙江的描述多是江南水乡、诗词歌赋、丝绸瓷器。”他说，新浙江形象就是政府自我革命，社会有效治理，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新型商业模式，高科技创新元素。这些崭新的浙江标签，正好为我们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最佳的研究内容。

“最多跑一次”改革，就像“一头猪”“一头牛”

从我国生动鲜活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更好地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浙江省率先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2017年1月写进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这背后凝结了很多人的心血。其中，作为公共管理学者，郁建兴写下了最早的一篇研究报告。他这样写道：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既要有壮士断腕之勇气，也不能忘却政府存在之初心，我们需要时刻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高涨的热情和冷静的头脑，探索提升政府效率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浙江经验。”

这项改革刚推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项从90分到95分的改革，困难很大，成本很高，甚至有人直言，实现不了！”郁建兴的研究，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团队，不能停留于这场伟大改革的见证者，更要成为参与者、倡导者。”

“最多跑一次”改革作出了一个庄严承诺，在法律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倒逼政府内部机构、体制机制、办事流程进行改革，提升办事效率，让老百姓少跑腿。还有一个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革命给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郁建兴的关注点在于：浙江为什么会一轮又一轮推进政府改革，直至“自断后路”，向社会承诺“最多跑一次”？这场改革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并且向全国扩散，其中的轨迹、机理何在？

郁建兴用“一头猪”和“一头牛”打比方，解析了这项改革。民众希望的政府是整体性政府，各职能部门都是一个整体。这就像一头猪进了食品加工车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火腿肠了，至于过程中是如何清洗、如何制作、如何储存，消费者并不需要一一了解。因此“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以民众办理一件事为起点，倒逼政府进行流程再造、权力分置、信息共享，最终在技术支撑的基础上，实现让民众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用跑。

虽然之前很多人觉得不可能实现，但真正实施了之后，大家发现，事情办成了，“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网通办”不是增加了成本而是大大降低了成本，不仅民众满意度高，这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很有获得感。

“以往的改革仍然是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让政府创造更多的价值。”郁建兴说，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主语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以民众为中心的改革。“人民群众与政府一起设计、共同参与。人民群众从单纯的受益者变成了参与者、贡献者甚至引领者。”

“一头牛”则是指“最多跑一次”改革不限于政府改革，而是撬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牛鼻子动了就能牵动整头牛。比如，我们最早是从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等经济领域的改革做起，2018年改革就跑进了医疗卫生领域，通过快捷支付等方式减少排队时间等等。接下来，教育、司法等更多的重要民生服务领域都会陆续跟进。”

社会治理研究，紧扣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

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始于浙江，深刻地影响了周边省份，甚至燎原于全国，得到中央政府认可以后，现在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已经有29个省市自治区推广了“最多跑一次”改革。

放眼全球，政府机构改革一直是个难题，特别是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近40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研究政府机构改革和社会治理研究。为什么我们能提出浙江经验、中国方案呢？这里就要提到另一个比喻，“一头羊”。

敢为人先的浙江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了“刀刃向内”的自身改革，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样板。而浙江大学的社会治理研究有着深厚基础，多年来一直引领着中国治理研究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国，浙江是治理实践的“领头羊”，浙大是治理研究的“领头羊”。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实力有多强？早在2006年，浙江大学就成立了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2011年，在第一届世界浙商大会期间，浙江大学与浙江省工商联联合成立了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2017年，浙江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获批成为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

2019年1月，由郁建兴主编的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Loc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帕尔格雷夫中国地方治理手册）正式出版，全书共34章755页。这是世界著名出版社帕尔格雷夫首次出版由中国学者主编的工具书，标志着浙江大学已经成为中国治理研究重镇。

这些成果的背后是一支斗志昂扬、倾情投入的团队。在研究书稿的写作中，郁建兴和团队成员们每天开研讨会、统稿会、视频会，真正形成了科学家共同体，无论是双休日还是节假日，每位老师都积极参与，每位老师都有很强的获得感。

郁建兴还给团队取了一个名字，仙人掌团队。“我在亚利桑那大学访学时，看到那里的仙人掌非常高大，有的能长20米高。在这样一种不算太好的生存环境下，它得有多顽强的生命力啊。”访学归来，郁建兴专门跟老师们分享了这个小片段。仙人掌抗击打、抗挫折、抗失败的精神感染了大家，仙人掌也由此成为了团队象征。

“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的研究确实起步较晚，要打破西方话语体系，困难重重。这更加需要我们像仙人掌那样，努力向上，赢得自己的一片天。”

而打破西方话语体系的关键点什么？是研究中国！马林诺夫斯基就曾在为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这样写道，这项研究工作“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为了猎奇而写成的；它所包含的是一个公民对自己的国民所做的观察”。

“我们的社会治理研究，要紧扣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郁建兴认为，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大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社会科学家当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和更加开放的胸怀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更加深入地认识、解释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文 吴雅兰 柯溢能/摄影 卢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