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访华受到了明星一般的礼遇，图为霍金在游览河坊街时接受杭州女孩的热情一吻
编者按：在一本霍金传记的开头，我们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关于霍金的一切都是新闻。2002年8月9日霍金到达中国之后，新闻界对于霍金进行了巨细无遗的报道。追“星”这样的事情出现在娱乐界早已见怪不怪，而出现在一名科学家身上似乎才真正构成了一个现象。但不管怎样，霍金的中国之行留下了一些值得品味的东西。为此，我们约请霍金教授的中国学生，剑桥大学博士吴忠超先生撰写此文，详述霍金在杭州的行程和活动，以为一份历史记录。
史蒂芬·霍金预定出席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并于8月9日上午抵达上海浦东机场，由此转道杭州。在茫茫人海之中，接待单位浙江大学通过湖南科技出版社和浙江日报社找到我，受人之托并作为霍金的弟子，我推迟个人的出国行程，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接待霍金教授及公众演讲、记者招待会的翻译工作。
踏上中国的土地
为了取得霍金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刻的历史镜头，文汇报驻杭记者万润龙和周学忠两位先生找到我，并委托上海的郑蔚帮助我取得进入停机坪的特许证。他们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日上午9时，我和周学忠、郑蔚二位先生来到机场。这时，国际到达出口已经挤满了京沪杭等地赶来的记者。我们被告知飞机晚点2小时，郑蔚先生就带我们去一僻静处喝茶等待。
中午12点多，飞机平稳着陆。旅客散去后，我们几人沿着旋梯走进舱口，只见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正在将一些金属部件铺陈在机旋连接处，我估计那是霍金的助手正在安装轮椅。五年前，我重访剑桥，那时的助手名为汤姆·肯达尔，而眼前的这位可能是尼尔·希勒。我们虽通过电子邮件，却从未谋面。我就走上前去问道：“你是尼尔吗？”他回答：“是的。啊，你肯定是吴，史蒂芬很快会出来。”不久，一位身材颇为高大的褐发妇人步出机舱，她正是霍金夫人伊莱恩。她认出了我，一面和我握手问侯，一面说：“昨夜从伦敦起飞时，就晚点两个小时，让你们久等了，很抱歉。”我说“你们一行飞了十几个小时，十分辛苦。接到你们，我们十分高兴。”
不一会儿，两名护士将全身瘫痪的霍金抱放在轮椅上。漫长旅途后的霍金显得非常的疲惫。这是我五年后再次见到他，心头仍然不免感到震撼，更不用说那些初次见到此场景的人们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史蒂芬，欢迎你到中国来。”霍金神态寂寥，似乎还未从遥远的空间中醒来。此时，伊莱恩立即捉住我手，将我手放在他的手上。他的手很温和，并不僵硬，我想这就算我们握过手了。紧接着，我将东道主浙大和浙江政府驻沪代表一一介绍，霍金的嘴唇动了一动，以他力所能及的方式，表示了高兴和礼貌。
霍金独自驱动轮椅向机场出口驶去。我们紧随其后，经过长途飞行之后，他不需要任何人的辅助，体现了挑战命运的意志力。
当他行进在通道上时，二名机场的警卫人员对他摄像。这也是在电视上播出的霍金踏上中国土地那一瞬间的宝贵镜头。
出口处，记者们挤成一团，快门之声不绝于耳，无数闪光灯若雨点般地打在霍金身上，对那些抢在他轮椅之前的记者，他似乎早已司空见惯，听之任之。
候机大厅外，早有专用的残疾人面包车等候。霍金来华前早已将轮椅尺寸传了过来，可是这辆面包车是浙江省唯一能够找到的残疾人用车。不出所料，我们必须将轮椅上的枕头取下，再仰起轮椅，才能将人带椅一并挤入。
面包车的后部，坐着霍金、伊莱恩、尼尔和3名护士，这3名护士轮班24小时护理他。我们与央视记者谭彦姝和梅子坐在车子的前部。开车的女司机身板挺直，戴着白手套的双手紧握方向盘，俨然在执行一项非常任务。
我们的计划是首先前往虹桥机场的国航宾馆，在那儿，霍金稍事休息并做必要的护理之后，再前往杭州。车子开出不久，过一个关口处，突然被拦住，司机紧急煞车。所有的人都立即回首询问霍金是否无恙，因为他的头部几乎顶在车顶。还好，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刚才的紧急情况，仍然是那么寂寞地凝视着前方。为防意外碰撞，在此后的路途中，一名护士始终以手护住他的前额。
原定在国航宾馆停留1小时，实际上，我们停留了整整4个小时。其间，我们便和霍金的随行人员熟悉起来。离开宾馆前，霍金的精神好了一些，他以语音合成器向经理致谢，这是他踏上中国土地上以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再次上车，这次是由他的夫人怀抱着他坐在后排。车窗外已是万家灯火，沿途的车灯路灯，透过车窗映照在霍金的脸上，凭借着这模糊的灯光，他面前的护士展开写有26个彩色字母的硬纸板，霍金利用脸部肌肉的些微动作，挑出字母，再拼成词句，这就是他近20年来，除了以轮椅上的语音合成器之外的唯一的交流和表达方式。
隔着过道，我和伊莱恩闲谈。事实上，我和这位霍金夫人并不很熟悉，5年前，我仅在她丈夫的办公室里见过一面。在求学期间，我对霍金的前任夫人简了解得更多一些。
在夫人怀抱里的霍金听着我们的谈话，以脸部表情做着情绪上的参与。车过上海浙江交界，在前面开道的上海警车鸣笛而去，我对霍金说这是向你致告别礼，霍金孩子般地笑开了，他大概觉得很有趣。很早以来，我就注意到，沮丧和孩子般的笑容交替在霍金的面部出现，这两种表情似乎是霍金情绪上最主要的起伏和波动。孩子般纯净的笑容是没有经过世俗社会污染的容颜，而沮丧是对禁锢的无奈和对自由的渴望，毕竟只有灵魂能够自由地遨游宇宙是远远不够的。
雨中，在浙大警车的引领下，车子加速行进。大家都说车子开得快了，霍金听着大家的议论，也兴奋起来。我告诉他们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具有2000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他将入住的香格里拉饭店，在房间里即可俯瞰西湖风景。伊莱恩说霍金的父母1966年曾游历杭州，并带回一幅织锦保存至今，所以霍金对杭州有一份特殊的渴望之情。17年前，霍金首次来华，只到了北京和合肥。在那次旅行后，他患上严重的肺炎，因此不得不切开气管，至今他的喉头还留有当年手术的洞。1997年我再次见到他时，他还询问过合肥的情况，并曾表示希望再次来中国访问。
车过海宁境内，在得知当夜7点新闻联播还未发霍金到达的消息后，一位摄像师立即在此下车，以便将录像尽快传去。此时中雨转成小雨，离杭州只有几十公里了。
在沥沥细雨中，我们驶进杭州。得知100多位记者已将香格里拉饭店东楼前门团团围住，霍金夫人当机立断，决定从后门进入。车子一停稳，一群侍者撑起大伞为我们挡雨，冷雨顺着伞沿滴在霍金的脸上。虽然当时没有一位记者在场，可是第二天的《都市快报》上还是刊出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入的场景。后来我打听到，是记者用非常好的相机，从远处拍摄的。
霍金入住的房间房号为631，是正对西湖的套间。互道晚安之后，大家旋即离去，让客人们好好休息。
面对媒体
次日清晨，依旧是阴雨绵绵。伊莱恩、尼尔和护士们都因为时差，直到下午还高卧不起。霍金本人反而不受时差影响，自己驱动轮椅，来到饭店平台的走廊，在树海之上，欣赏西湖空濛的水光山色。
8月11日下午，尼尔打来电话说，霍金和他正在准备记者招待会，很可能无法在5时之前将“答记者问”准备完毕。霍金要求我届时坐在他身旁，把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文字直接翻译成中文。
大约在霍金访华之前十几天，中方已经将各媒体提的问题传到剑桥。我是在探亲回到杭州以后，才看到这些问题。这十来个问题中的两个，我本人感到不妥，不过既然已经传给了霍金，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记者招待会是在香格里拉饭店二楼举行。事先，我们观看了会场，熟悉一下场景。4点半刚过，记者已经挤满了会议厅，大约有40多家媒体。5时整，我们从6楼接霍金下来。许多记者是第一次见到他，于是在机场上被媒体围观的场面又再度重演。
招待会由丘成桐先生主持，我坐在霍金的轮椅旁，看着轮椅上屏幕上的文字作即席翻译。浙大的徐有智将我们三人介绍完毕，招待会就正式开始了。
霍金首先在屏幕上打出“你们听得见吗？”语音合成器以温和的男中音问记者，记者齐声答道：“听得见。”我又见屏幕上打出：“我不回答问题7和问题9。”这句话是对我一个人讲的，所以语音合成器并没有播出。我将此意传达给丘先生，丘先生朗声宣布了这一决定，而不回答的部分也正是几天前我认为不妥当的两个问题。于是原有的10个问题，就只剩8个了。
事实上，在限定的时间内，即使霍金预先准备，他最多也只能回答10个问题。如果他对每一个问题都要现场选词构句，再由机器进行语音合成，我再将此翻成中文，那招待会将会更加冗长。霍金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当他回答问题时，他熟稔地以大拇指选着字，绝不忽略任何一个冠词，造出的每一个句子都力求完美无瑕。有时，从行文中我已能体会其全意，他仍然坚持敲完最后一个标点。一面是霍金的镇定和不苟，一面是媒体之间激烈的竞争，双方互动蔚然成趣。
丘先生先后点了新华社记者张乐、央视一台和四台记者刘振莉和谭彦姝、文汇报记者万润龙和浙江日报记者张冬素等8位记者，他们的问题大致都很得体，然而却没有一个问题是有关霍金研究的。记得其中的一道问题是：“你认为下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霍金回答：“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他一面说，一面看着我，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笑容，有一种小恶作剧后的得意。回答完8个问题之后，是记者自由提问时间。有记者发问：“对照你1985年来华，中国在这17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霍金回答：“85年满街自行车，而现在是交通堵塞。”霍金的回答反映了他之所见，因为他从上海浦东到杭州，只见到了这些，还没有看见别的。
每次霍金准备回答即席问题时，都需要十几甚至20分钟，在等待过程中，丘成桐先生就穿插回答一些记者提问，比如霍金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等问题，以解等待之沉闷。
招待会快结束时，台下的湖南科技出版社的二位代表频频向我使眼色，于是我即对霍金说：“出版你的中文版著作的出版社想向你赠书，以表达中国读者的谢意。”他立即在屏幕上敲出“现在”。我招呼他们上台，伊莱恩代表霍金收下了印刷精美的中文版的《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并请他们与霍金合影。可惜，湖南科技出版社的代表自己没有携带相机，只是让记者们拍了一通。无论如何，他们从长沙赶来，也算是不辱使命。
招待会后，是浙江省省长的晚宴，因为霍金需要进行护理，所以省长及与会人员都不得不多等半小时。
次日数学会议正式开始，霍金被安排作第一个一小时的报告，题目为“M－理论的宇宙学”，基于同样的护理要求，他发言也只能推迟至下午。而我则抓紧时间将他的公开演讲《膜的新奇世界》译成中文。12日之后，承蒙浙大厚意，他们邀请我参加每一次官方的正式仪式和宴会，可是我因事务繁忙，尤其不喜官场应酬，也就一一推辞了。
泛舟西湖
8月14日上午，伊莱恩通知我下午2时大家一起去游西湖，5时去逛河坊街，当晚8时霍金邀请丘成桐、我和王立人三位去香格里拉的意大利餐厅共进晚餐。
我们下午2时准时来到631号房间。当天上午，似乎霍金和夫人有些小不愉快，所以霍金先到伊莱恩的房间去谈了好一阵子，说服了夫人一道前往。
我们一行人从饭店后门出来，绕到东面，再走到西湖码头。一出后门，霍金夫人即用一把王星记的黑扇遮阳，她笑着对我说：“你送给我的那把檀香扇很宝贵，不能这么用。”我说：“你回剑桥就可以用那把扇子了。”她说：“剑桥可没有这样强烈的阳光，也没这么热，用不上那把漂亮的香扇，我将把它珍藏起来。”
我们所去的码头位于风雨楼之东，距饭店后门不过区区200米，却用了半个小时才到达。原先，霍金打算让大家分乘两条小船，再另派一船专司摄影，由船夫们将这三条船划向三潭映月。可是气象部门告知下午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就都登上画舫这条大船。
霍金夫妇坐在画舫的最前方，船儿缓缓前行。此时，天阴欲雨，山色空氵蒙。孤山、阮公墩和湖心亭渐次后退，城隍山、九曜山、南屏山和玉皇山迭次涌出。一束夕阳映照在雷峰塔顶，在周遭的一片黯淡之中，金顶显得格外光彩夺目。丘成桐向霍金夫妇解释道这个塔是在旧有的遗址上新近重建的，并就此讲起白蛇传。
丘先生说，古代有一只白蛇，化作妇人，勾引书生（SCHOLAR）。其实《西湖佳话》中的许仙是一名药店伙计，而在戏文里，他就变成了百无用处的书生。此时，伊莱恩立即接口道：“那白蛇化成的妇人一定很美丽。”大家哈哈大笑。丘先生接着讲：后来法海和尚警告许仙，并告知白蛇真相，懦弱的许仙临危退却。于是，白蛇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最终白蛇不敌，被法海镇压于雷峰塔之下。我说这塔在78年前就已倒塌，可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发现白蛇。伊莱恩问我你一定知道许多的典故，我答道，是的，但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谈笑间，不觉已经到了小瀛州和三潭映月附近。我对霍金讲，这三座石灯比剑桥还要古老，它们指示着西湖最深之处。此时，船上有人讲，如果是阴历8月半，这里可以看见15个月亮。丘先生听了马上就说这根本不可能，科学家本色又露峥嵘。
画舫在三潭停留一阵，我们没有上小瀛洲即返回。回程上，霍金夫妇很想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色，可谓正当其时。可惜画舫不能穿过苏堤六桥开往刘庄去，我们只好返回西泠桥下。荷花的美丽脱俗人人喜爱，其实它并非本土所生，而是从印度传进来的，霍金夫妇也陶醉在荷花的氤氲之中。临上岸时，有人从湖上采来三朵荷花，伊莱恩将其放在丈夫鼻下，让他把闻，然后叫人放在他的住房里。
大约5时，霍金一行来到河坊街，计划在“胡庆余堂”附近驱动轮椅行走200米左右。在粉墙黑瓦的衬托下，“胡庆余国药局”几个大字分外引人注目。伊莱恩问其何意。我告诉她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药局。前面是一家茶馆，主人上来敬奉一杯“九九红曲茶”。霍金听了祝词，也弄不清是什么含义，反正客随主便，别人送什么，他就喝什么，只管喝下去。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杭州市民已经在前几天的电视上见过他，他已成为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的人物，人人争睹为荣。这时，途经一处臭豆腐店，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他此物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豆腐发霉制成。中国人称西方的乳酪为洋臭豆腐，你就叫它中国的乳酪吧。
霍金来到一家工艺品商店，他对内画壶非常感兴趣。一个年轻人当场为他表演内画。我请他将霍金的名字写在内壁，因为是悬腕，不可能太精细，但已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告诉他明天会收到一个礼物，鼻烟壶里画有他的彩色画像，比这个好很多。
再往前走，即到达伊莱恩前天定做连衣裙的店铺。店家殷勤地叫了两个小孩给霍金献花，并赠送他一套丝绸睡衣。伊莱恩的连衣裙花色如龙袍，在余下的几天里，她穿了好几次，看来她很喜欢这件衣服。在一家竹艺摊，霍金又收到竹编的蛟龙和鳄鱼各一条。
天色已晚，我们决定不回饭店吃意大利菜，而就近在“钱塘人家”用餐。霍金不能吃素油，只能吃黄油，并且不能吃面粉，店家为他准备了特殊的炒粉。大堂里摆好两张大长几案，上陈时鲜水果四种，霍金的轮椅放在大堂中央，伊莱恩在其右手为他喂食，我坐在左面。随行人员分坐两旁，护士们早已趁空逛夜市去了。
虽然店家使出浑身解数，霍金却只吃眼前几样简单的菜肴。后来人们敬他一杯米酒，酒盛在古香古色的三角樽中，伊莱恩将樽送至他嘴边，一饮而尽，当然大部份都流失在他系着的餐巾上了。他似乎胃口很好，酒后兴致很高，这时我看见他在电脑上打出一行字：“我能解决M－理论了！”他并按动语音合成器，发出酒后豪情。
在杯觥交错之间，我看见他又写道：“在中国，像罗马人那样的行事，mixmetaphors（我猜他想说的是入乡随俗）。”一会儿，他又写道：“85年我首次访华，那时候我并不出名，和这次一样，人们总是围观我，那是因为我坐在轮椅上。”
我不禁对他说：“史蒂芬，85年你已经在学术界非常著名了，《时间简史》的出版使你成为大众人物。”
在如此的热闹之中，坐在轮椅上的霍金备显孤独。回顾其不平凡的一生，他必定百感交集，特别是在这般热闹喧嚣背后，陪伴着他的永远是孤独，这位被锁在轮椅上的“无限空间之王”的孤独一定是超越时空的。
此时，他又在电脑屏幕上打出有关“死亡”的话，可惜我无法理解其意。一般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行文和口述表达都力求简洁，而霍金的情况更使他的交流更为简洁，然而人的感情丰富多样，绝非理性的简洁所能描述，况且人的情绪瞬息万变，当他还来不及表达心有所感时，那些感觉可能早已云消雾散，因为他的表达相当费时，他或许宁愿不说了。当一个人不能即时地与亲友分享喜怒哀乐时，那种寂寞的确是无边的，也的确令人懊丧无比，这是任何荣誉和恭维所不能补偿的。
在2个多小时的用餐中，“钱塘人家”以八面大屏风拦住了围观的民众，胡庆余堂前灯光如昼，人们隔着屏风和警戒线，久久不愿散去。
膜的新奇世界
8月13日中午，我来到浙大数学科学中心，这是丘成桐先生第二次在此建立的中心。此地环境幽静，霍金正在这里午餐休息，我和尼尔约好与他讨论15日公开演讲的细节安排。
我告诉霍金，我已将他的讲稿全部译成中文，目前正在润色。我还对他说：“我觉得比书中的最后一章更为有趣。”这里，我指的是他在演讲稿中对时空维数的最新的激进观点。听到这里，霍金的脸上现出喜色，因为在剑桥，对于一项研究只以有趣与否来裁决。
霍金问我：“你打算如何在演讲过程中表达中文？”我告诉他我准备将我的译稿制成幻灯片，在他演讲中，我同步地将幻灯片播映出来，我不再以中文重述。霍金讲：“体育馆那么大，坐在后排的人看不清幻灯屏幕。”此时尼尔也插嘴道：“体育馆是长方形的，似乎后排距离讲台并不很远。”霍金打断他的话说：“我讲一句英文，吴讲一句中文。”吴姓是以两个字母组成，我看着他的屏幕，在他打出第一句话时，我已经猜出他下面要说什么，可是霍金还是不厌其烦地找字造句，将整句话打出来。趁此机会，我又告诉他我将不陪他去北京，就在杭州和他道别了。尼尔说你的中文译稿是否可以让霍金带到北京使用，我说当然可以。最后，霍金还说，因为这个演讲相当费时，所以演讲之后，他不回答任何问题。
浙大在一个月之前就收到了霍金的演讲题目，可是他们经查字典及向北京有关方面询问，都不得其所，于是在演讲票面上只好印上英文原文。后来主办单位在《果壳中的宇宙》的中文译本里找到译名。这个《膜的新奇世界》的译名是我凭空杜撰而来，正如历史上的许多科学术语译名，能否存活只有老天晓得。
8月15日上午，在演讲地浙大体育馆，我和尼尔正在讨论幻灯中的字幕，图片和中文翻译如何同步问题时，霍金就到达了。于是我就出去把他接进来。
据丘成桐先生说霍金演讲的出场费为5万英镑。1997年，我在剑桥住在霍金的护士高德文的家中。高德文女士告诉我，霍金在日本的演讲费更高，因为日本人有钱，而这次霍金在浙大演讲是不收费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友好情义。虽然浙大是尊重霍金的，演讲票是免费的，可是在会场外面，一张演讲票仍然被炒到400－500元。许多学生从上海赶来，只凭火车票即让他们进场。
霍金自己驱动轮椅驶上讲台。他的头歪向右侧，这是他一贯的姿态。因为颈部以下无法转动和支撑，他斜倚在轮椅上，仅能以眼光扫视宽大的体育馆。
“我们可能生活在更大空间的一张膜或它的表面上”。霍金以这样一句简短的话开始他的演讲，台下3000听众鸦雀无声。
通过语音合成器，霍金的声音在体育馆的上空回荡，我也尽力以庄重沉稳的声音给予准确的翻译。实际上，从事这种现场翻译并不轻松，更何况无法看到演讲人的嘴形，完全凭借语音合成器的声音来进行口译。
在巨幅宇宙星空背景下，一束光线照亮了他瘦弱的身躯，在红色的天鹅绒上投射出淡淡的影子。“我们自以为生活在4维的空间里，但也许我们不过是高维空间事物的投影，就像闪烁的篝火在洞穴墙壁上的投影，但愿我们遇到的魔鬼也只不过是个影子。”
讲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衬托出台上人的孤独和无奈，因为他根本无法以任何姿态表达对听众的谢意。
虽然我无法看清台下听众的面容，可是我知道他们多为年轻学子。当他们在耄耋之年，不知是否还能回忆起今天的一幕。
一个多小时的演讲进行得很顺利。演讲一结束，伊莱恩马上从前排走上来向我握手道谢。她当然听不懂中文，可是她也沉浸在会场的气氛之中。
这时，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得以将浙江电视台赠送的内画鼻烟壶呈给霍金。内画的正面是霍金的彩色画像，后面是《果壳中的宇宙》的插图。伊莱恩让霍金以手握瓶以便记者拍照，并让我把它展示给记者，解释画面含义。这是他在杭州收到的最有意义的礼物之一。
16日中午，我赶到刘庄国宾馆。透过水上餐厅的大玻璃窗，伊莱恩向我招手致意，她仍然穿着那件金黄色的连衣裙。
浙大负责接待的人员请我在六套中文译本上签名。我打开其中的一本，只见扉页上已印上了霍金的大拇指印，伊莱恩的说明和致谢。这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纪念。
刘庄濒临西湖，远山晕黛，杨柳拂面，微风和畅，恰似暮春三月。霍金驱动轮椅，沿湖边小道行走100米。随后他们和大家合影留念，告别西湖山水，飞赴北京。
车过钱塘江，我向霍金讲起了钱塘潮奇观，可惜此非其时，但愿下次他们来时可以观赏。但愿，还有下一次。
附录1：霍金北京行程
16日晚，霍金从杭州飞抵北京。
17日上午，出席当天开幕的“北京国际弦理论会议”，并作题为《哥德尔与M理论》的学术报告。
18日下午3时，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作《膜的新奇世界》的公众报告。
19日，接受江泽民主席的会见，建议中国保持和发展重视基础科学的传统。
19日晚，在前门饭店梨园剧场观看京剧《闹天宫》。
21日下午，17年后再次登临长城，并接受了“八达岭长城登城证书”。
22日中午，结束访华行程离开北京回国。
附录2：霍金17年前的中国之行
约翰·格里宾等撰写的霍金传记《斯蒂芬·霍金的科学生涯》记述了霍金首次访华的情形：1984年（应该是1985年），远在第一次草稿（指《时间简史》）完成以前，霍金在中国作了一次讲学旅行。这样的旅行计划即使对一个体格健全的人来说也是够紧张的了，但他在访问期间坚持要求尽可能多地安排活动，他驾驶着轮椅逛长城，看北京的风光，在好几个城市对挤满礼堂的听众发表演说。丹尼斯·夏马说，他相信此次旅行使霍金体力消耗过大，甚至还说这次旅行后不到一年便使霍金在瑞士生了一场大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