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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浙大保姆”

发布时间:2007-11-07来源:作者:浏览次数:26632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气象学家,曾任浙江大学校长。
    
    在任校长之前和之后,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者为人所知。因此,1936年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本报记者 张伟)2007-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