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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竺可桢日记感受大科学家的精神世界

发布时间:2010-02-26来源:科学时报作者:吕锡恩浏览次数:30897


    编者按:竺可桢之子、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竺安从2000年起,从事编辑出版《竺可桢全集》的工作。竺可桢的著作大概是500万字,日记大概是800万到900万字。《竺可桢日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编辑出版过一次,但那时有很多禁忌,又因为篇幅太大,只选用了三分之一。现在这八九百万字的日记,是宝贵的史料。竺安在编辑工作中,看了很多竺可桢日记,有了很多感想。在一次文化讲座中,竺安讲了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许多感人故事,现整理刊登,以飨读者。
    
    认真精神
    
    
竺可桢在日记中,好多东西他都要记。作为气象学家,天气、物候如桃树开花了、柳树长出叶子了、燕子从北方飞来了,他都有记录。这对于一个气象学家来说并不奇怪,但是还有很多记录,如参加一些比较大型的重要的会议,三十几个人的名字全部记下来 。大家奇怪,他的记忆怎么这么好?后来才知道,他有个随身笔记本,在会上哪些报告,谁发言了,谁的发言从10:00到10:45;下一个谁发言,从10:45到11:25,他都有记录。再比如,作为一个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他喜欢旅游,到过什么地方,拍照片时的距离、光圈、速度都有记录。如果乘飞机出差或旅行,飞机几点起飞、飞行速度、飞行高度、看到什么样的云,云下面看到什么地方,他都有记录。可以这样说,只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毅力才能做到这一点。举例:
    
    
1936年8月11日,他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在汽车上他盯着车上的里程表,以此来算出从南京到杭州的距离,连见到几辆自行车等等都记下来。
    
    
1961年,他作为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到四川阿坝地区考察,每到一个地方,何时到,走了多少公里(这是看公路旁边的里程碑算出来的),海拔多少,都有记录。
    
    
要是看原始记录,你就会吃一惊,字写得歪歪扭扭,因为竺可桢去考察是坐在吉普车里,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从早到晚,一手拿着高度表,看看海拔是多少,又要盯着公路边的里程碑,一手作记录,还要看前方到了什么地方。这一年竺可桢71岁。可见,一位老科学家,在艰苦的情况下,从早到晚十多个小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坐在颠簸的车上认真工作,往往每十几分钟就要记录一次,而且一路上都必须全神贯注。
    
    
竺可桢记日记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一天懈怠,他的这种认真精神非常令人钦佩。一般做好一件事并不难,但是天天如此,几十年里,千、万次地坚持下来,特别是他是一个大科学家,这很不简单。列宁讲过一句话:“不要轻视小事,因为大事是由小事积累而成的。”正因为他坚持做好每一件小事,所以成就了他在科学和教育上的诸多大事。
    
    
识才爱才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人才,但是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才要有眼光,你没有这个眼光,人才站在你的面前,你未必认识。也不能有私心,有了私心就会产生偏见而不能正确判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重要的是在他还没有成名之前,你就能够识别,而且加以培养,给予支持。
    
    
竺可桢当浙江大学校长时,在识才、爱才方面做得比较突出。如他爱护、关心、支持苏步青的故事。苏步青当时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只有30多岁。竺可桢1936年接任浙大校长,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被迫内迁。苏步青在日本留学时娶了教授的女儿,小孩很多。竺可桢为了给苏步青安家,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他,而且还找到当时浙江省主席要了手谕,开了特别通行证,因为苏步青的妻子是日本人。最后使他们安全到达了贵州。后来在贵州,他们有了八个孩子,教授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一次竺可桢见苏步青在晒白薯干。竺可桢想,这样,教授怎能做好工作?于是他便向教育部为苏步青申请部聘教授,使苏步青的工资翻了一番。他还让苏步青两个小孩到浙大附中去住校,住校就能免伙食费,等等。后来,苏步青每次谈到浙大竺校长时,都非常感慨地说:“竺校长是把我们教授当宝贝啊!”
    
    
另外一个例子是物理系的教授束星北。束星北是个天才的科学家,有很多地方与别人不一样。比如我们要培养一个大科学家,一定要找一个有名的教授或者院士做他的导师,然后在导师下面进行四五年系统的研究,这是比较快的成才之道。但束星北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六年里换了九所大学。这一方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要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但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即一般大学是教授挑学生,有特别好的就加以重点培养。而束星北是学生挑教授,他头脑里有大量的问题,如果这个教授讲得不好,不能满意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就换另一所大学。他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拿到一个硕士学位,然后到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又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并没有博士学位。这时正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为了要报国,他于1932年回国。回国后,他觉得从军是报效祖国的办法,便到军校去担任物理教官,但是他的脾气很急躁,说话耿直,跟蒋介石当面顶撞,批评蒋介石不抗日,就被解聘了。后来,他到浙大当教授,在浙大物理系待了20年。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
    
    
这样一个天才,脾气就比较大,一次吵架时他动手打人。竺可桢一方面批评他打人不对,要他去给人家道歉,承认错误,一方面又做说和工作。当束星北念了道歉书后,竺可桢就把道歉书揣在自己兜里。竺可桢这样处理,没有使束星北的把柄落在对方手中,消除了束星北的心理负担。但在校务会议上,有人提出,大学教授为人师表,打人还有资格做教授吗?提出浙江大学不能留他,在会上争吵不下。竺可桢认为束星北是个人才,不愿放走他,他说:“我们用人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用他的脾气,脾气不好还可以督促他改嘛!”就这样力排众议把束星北给留下了。
    
    
后来,我国第一次试射的洲际火箭,就是根据束星北计算出的轨迹,在半小时之内,将火箭打捞出来。束星北是立了大功的。
    
    
第三个例子是个普通人。浙江大学化学系有个器材保管员叫查长生,是高中毕业的学历,成绩非常好,因家庭困难,无力上大学。做化学系的器材保管员,需要很多化学知识,为此,他去旁听化学系的课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全部修完。抗战时,对药特别需要。那时,国外发明了磺胺药,他在文献上看到后,就自己合成磺胺药。但没有办法鉴定。这时,他的小儿子得了痢疾,医务室拿的药吃了几天也治不好,情急之下,他就把自己合成的药给儿子吃了,结果一吃就好了。竺可桢听说这件事后,就跑到他家里去,反复动员他出来当教师,给学生讲课。
    
    
竺可桢特别注意年轻的人才,不是看你的学位,最终要看你的学问,你的贡献。1948年浙大哲学系主任谢幼伟聘了60多岁的熊十力来做教授,竺可桢在2月14日的日记里记道:“熊已六十余岁,虽对于国学、哲学造诣甚深,但对于学校能有多少贡献大是问题。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由是可见谢幼伟之无眼光也。”
    
    
熊十力当时只60多岁,而现在70多岁、80岁的人,只要是院士,大家都要请他去学校兼职。因为院士多了,学校的“地位”就高了。有些大学把哈佛大学的教授聘来,说是全职教授,但是人家是哈佛大学的全职教授,是要在校工作9个月。这种光图虚名、不讲实际的作风很不好。现在,包括大学和研究所,首先就讲,我们这个单位有多少个院士,可真正在他那里工作的院士没有几个,大多是兼职的、挂名的。
    
    
当年竺可桢是这样用人的,今天我们用人也应当不是看表面,不是看你是哪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如果真正是年轻有为的,就应该加以扶持。尤其应看到一点,院士也好、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好,他们获奖的工作,往往是在20年之前做的工作,他拿到诺贝尔奖的工作,是世界领先水平的工作。那么20年过去了,他的学术思想是否还在科学的前沿,就很难说。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做院士,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但是并不等于现在他还在科学的前沿。我们现在用人,就是要知道,他的工作是否处在科学的前沿,是否能开辟一个重要的新领域。
    
    
什么是对有希望的科学家的扶持呢?当然你给他实验条件、给他实验经费,给他优秀的学生让他指导,这也是很好的,但物质条件并不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在很多情况下,重要的是科学家的思想、他的观念,如果没有条件他可以创造条件。像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都讲过,这一生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是抗日战争在湄潭时期。而那个时期,却是物质条件最差的时期。科学家本身要有水平,能够看到科学前沿的问题,并加以思考,即使没有实验条件,也可以作些研究。上世纪40年代,王淦昌对当时科学界热点前沿问题——中微子的验证方法,十分关注。在没有实验条件的情况下,王淦昌想了个主意,可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写出论文发表了。美国科学家根据他的建议,做了实验,证明确有中微子这种基本粒子,后来还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观念是王淦昌提出来的。高水平的科学家能看到科学的前沿。
    
    
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学术争论、学术辩论,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也就是说金属和石头碰撞的时候,硬碰硬,才能打出火花。王淦昌和束星北这两个人经常辩论得面红耳赤是出了名的,有时候还会拍桌子,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辩论过了以后,彼此仍是极要好的朋友。有这种学术争论,学术研究才能上到更高层次。
    
    
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只读了一年,为什么这一年里,给他印象那么深刻呢?就是因为这种非常激烈的争论,当然还包括当时的束星北给他提了无数的问题。李政道也是不断提出问题,去问束星北,不断得到回答,产生思想火花。当时的浙大,的确有一种百家争鸣的风气。竺可桢没有以他为中心自成学派的观念,既没有重点支持他自己的专业——气象学研究,也不是说他是留美的,就支持留美的。他是根据谁有学问就支持谁。所以,不管是留美、留日、留德的甚至没出过国的,只要你有学问就支持你,学术争论没有任何禁忌。
    
    
科学研究要兴旺发达,创造这样一种民主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浙大的湄潭时期,物质条件极差,但学术民主气氛很好,教授们心情舒畅,专心教学与研究,不论是谁,只要有了好的成果,竺可桢都极力鼓励,即使教授间有了矛盾,他也是尽力调解,从不打一派拉一派。束星北曾多次顶撞他,说他“没能耐(去弄钱)”,他仍是爱惜这个人才。那时的浙大,确有百家争鸣的局面。
    
    
现在比较倾向于一个院士下面带几个教授、副教授,下面再加几十个学生,形成一个学派。基本上,以院士的意见为主导,学术争论很少。不同的教授之间、不同单位之间开展学术批评的机会几乎是没有。如果提了意见,就好像要把他打倒似的。这种风气,对科学研究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我们现在是权威说了算,这是我们科学不能很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爱无形
    
    
如果我们问一个初中的学生,你认为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他会回答:原子弹、氢弹、地震、海啸,但是随着年龄增大、知识增多后,观念上就会有变化,就会看到精神的力量。
    
    
人类的两种感情——一个是恨、一个是爱,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力量。爱,其实有更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无形的,是巨大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美国呆了几年,参加过浙大校友会活动。有部分校友是40年代出国的,离开祖国40多年,离开母校四五十年,但是他们都很怀念母校,很怀念竺校长。他们每年有两次聚会,一次是地区性的聚会,一次是全北美的包括加拿大的聚会。大家谈天说地,出些文艺节目,最后一个压轴戏是由一位会口技的同学,用绍兴口音模仿竺可桢讲话,大家听了乐开了怀。有些是双校校友(既是浙大校友,又是别的大学校友),他们说参加别的校友会,大家穿得整整齐齐,热热闹闹,就像过年一样。而参加浙大校友会,就像回娘家一样,一种非常亲切温馨的感觉。竺可桢的求是学风,他的身体力行,他的人格魅力产生巨大的凝聚力,使校友们相聚后,感到非常亲近。
    
    
1985年,我到美国去开会,顺便访问了老同学张镜湖,他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我去看他,他说在夏威夷还有一个浙大校友周桐,当时只在外文系念了一年,因得了阑尾炎,竺可桢用校长专车将她送到贵阳,并且给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写了封亲笔信,请他给予关照。结果到了贵阳,手术做得非常好。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我也是过了四十多年才听他说。
    
    
还有一个例子,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同学,初中二年级时,暑假中得了伤寒症,这种病需要养一到两个月,等养好病后,开学已一个月了,从遵义到湄潭没有长途客车,他就坐了一辆“黄鱼车”,走到半路,车抛锚走不了啦。正在这时,过来一辆卡车,在前面停下来了,竺可桢在这个车上,就问他,你是不是浙大附中的学生,因为他打了一个浙大附中童子军的领巾,一半紫红的一半白的。他说是。竺可桢问,你怎么现在才上学,已开学一个月了。他说,生病了。竺可桢说你走路还有好几十里路,上我的车吧。但他个子很小,爬不上车帮子,竺就叫司机把这个小个子学生抱上去。到了湄潭以后,还问他学习能不能跟得上,叮嘱要加紧补习。
    
    
1945年,浙大的教授费巩要从遵义到重庆,竺可桢就请了一个过去的浙大学生邵全声护送他,在重庆摆渡过江时邵全声先把行李放到船上去,再回来接教授,发现教授不见了。他就向学校报告,说教授失踪了。后来国民党就诬称邵全声是谋财害命,把他抓起来了,竺可桢就到处打听,什么宪兵司令部、卫戍司令部等等,都去跑过。从1945年到1947年,在他的日记里提到这个学生有18次之多。竺可桢不断地打听消息和设法营救,并几次给该生的父亲写信汇报情况。一直到1947年9月经多方设法营救,邵全声才被无罪释放。到1958年竺可桢又给周总理写信,请查费巩的下落,终于从对监狱里的国民党特务的审讯中查出费巩当年是被中美合作所特务绑架,不久就被杀害后用镪水毁尸灭迹。
    
    
在未做浙大校长之前,自1928年,竺可桢一直是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该所的一个气象观测员,在重庆过江时被淹死了。竺可桢每次到重庆时,都要去看看他的坟墓。竺可桢对人不是看他的地位,而是一种自然的爱心在里面。他的这种爱心和提倡的求是精神,融化到教师身上,形成了优良的学风,并影响到后来的学生。
    
    
三省吾身
    
    
自我批评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凤毛麟角。在运动中、在会议上比较容易,因为人人都要检讨一番,过关而已,往往并不是真心的。而在私人日记上记的真心话,就不大见到了。一个科学家要承认自己无知,更是难上加难。竺可桢却经常检讨自己,真有“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例如:
    
    
1955年11月7日日记有:“十点至历史所与叶企孙、侯外庐谈开第三次中国科学史委员会,以定明年度计划……叶企孙告余说岁差不但是赤经、赤纬改变,黄经、黄纬也变。可知余之无知也。”
    
    
1936年10月14日记有:“十一点偕振公、晓峰、仲翔、幼南、驾吾至博览会间壁招贤寺,贺布雷母亲七十冥寿。[补注]至今思之可耻之事。”
    
    
补注是他后来翻阅时写上的,可见他记了日记还时时翻阅,反省自己。
    
    
又如1962年9月6日,参加科学规划的地学组会议,因九点前参加另一个会议,到了规划会上刚拿到规划的第二稿,未及细看就发言,闹了笑话,因为第二稿里已将支援农业部分扩充了很多。日记原文:
    
    
“九点参加民族饭店综合组讨论会,讨论提纲二稿。我到民族饭店时才接到二稿,所以没有时间能仔细看,讨论时就提意见关于农业支援提的不够,但实际最后部分已大加扩充,我这如此粗枝大叶应该加以检讨。入党时马玉书同志给我一纸,说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实行民主集中,八项注意有一项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既没有如实反映情况也随便乱发言,可耻之至。”
    
    
这真是极其严厉的自我批评。
    
    
人必先承认自己的无知,而后才能进步,才能奋力学习,竺可桢正是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所以能学富五车。又因为他时时刻刻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所以品德达到很高的境界。
    
    
(吕锡恩根据录音整理)201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