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是人类群体中的极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每年都可以批量生产的小商品。但当今确实应该是一个出大思想家的时代，为何缺乏公认的思想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俞吾金 （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支玲琳：由英国 《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2010年度 “全球百大思想家”名单于近日出炉。但是占据榜单前列的，并不是以思想闻名的学者，而是以比尔·盖茨、巴菲特、奥巴马为代表的 “行动派”名人。即便因学术思考而上榜的学者，似乎也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遑论与达尔文、马克思等比肩的人物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家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俞吾金：理智健全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但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被称为思想家。按照我的看法，如果有人在重大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上发表了原创性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对人类社会及精神生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思想家。
从上述标准出发，就会发现， “全球百大思想家”的评选似乎是名不副实的。比如，称美国总统、巴西外长为政治家，称比尔·盖茨、巴菲特为理财专家或巨富，称有些在专业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人为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等等，就已经很到位了，何必一定要给他们戴上 “思想家”的桂冠呢？当然，像达尔文、弗洛伊德这样的人之所以有资格被称为思想家，不仅因为他们各自在生物学、心理学领域里实现了重大的突破，而且其理论对人类的思想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今天这些上榜者，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影响力。
在某种意义上，思想家是人类群体中的极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每年都可以批量生产的小商品。何况，不少思想家的命运十分坎坷，甚至到死后才获得巨大的哀荣。比如，丹麦神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生前的影响几乎没有超出自己的国家，但半个多世纪以后，却获得了巨大的哀荣，被西方人尊为与黑格尔并肩的 “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要言之，思想家不是通过简单的投票或对影响因子的计算就可以识别出来的。尽管我并不赞成以 《外交政策》杂志这样的方式来评选全球的思想家，但我认为，评选的结果——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支玲琳：仅仅就这份名单来看，与历史上的名家相比，现在的思想家们的确逊色很多。您认为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
俞吾金：我认为，思想家之思想，应该兼具以下两种素质：一是对传统观念拥有不同寻常的、深厚的批判能力，苏格拉底、康德、马克思、尼采、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的人物；二是在提倡新观念方面拥有巨大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原创能力，如老子、庄子、朱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这样的人物。
就批判能力来说，康德的 “三大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和 《判断力批判》）就是明证。深受康德影响的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都有 “批判”这个词。比如，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写成的 《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 “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现代俄罗斯文学会出现大家辈出的繁荣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俄罗斯的四大批判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留波夫斯基。由于他们的批评，才会孕育出像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莱蒙托夫这样的文学巨匠。
一般说来，真正的思想家都拥有高度自觉的批判意识，决不会成为对前人观念亦步亦趋的 “应声虫”。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1964年出版了一本广有影响的著作 《单向度的人》，批评发达工业社会的人在思想上只剩下了与实际生活相认同的向度，即把存在着的一切都理解为合理的，而失去了第二个更重要的向度——批判的向度，即对实际生活进行质疑、提问和批评的能力。看看今天这个商业社会，广告铺天盖地。在这种环境的浸润下，人们很容易丧失独立思考和怀疑的能力。也许，这就是工业文明的代价吧。
所谓原创能力，乃是在批判旧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观念和新观念体系的能力。老子写下的 《道德经》不过5000字，但其思想上的原创性却为全球的学者所公认。据我所知，光在德国， 《道德经》已有70多个德译本。又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尤其是他的理念论，对西方思想发展史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甚至有人认为，西方思想史不过是 “柏拉图思想的注脚”。这些例子表明，思想家同时也是思想上的伟大的建设者。
支玲琳：但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形势来看，现在都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是一个出思想家也呼唤思想家的年代。
俞吾金：当今确实应该是一个出大思想家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航空、电脑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地球已经变为村落。无论是当代人所了解、所经历的东西，还是他们所思考探索的问题，都比以前的任何世代都要多得多，也要深刻得多。无疑，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当代生活为伟大思想家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但在我看来，思想家的诞生仍然需要一些重要的助力。我这里主要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学术探讨需要自由探索。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从1780-1820年这40年间，德国出现了以康德、歌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为什么德国的天空突然间群星灿烂？在海涅看来，正是学术探讨上的自由空气使然。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不仅在时间上要付出重要的代价，而且也需要对探索中可能出现的错误采取宽容的心态。马克思之所以把 “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因为他意识到，惟有在大胆的探索和深入的讨论中，新思想、新真理才可能应运而生。
二是学会与寂寞结伴。思想家们巨大的原创性从来都是与寂寞结伴而行的。只有在寂寞中，才有可能透彻地、系统地思考，并构建起背后的思想体系。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时，在菩提树下深思了6年；康德在撰写 《纯粹理性批判》前，沉默了12年；歌德创作 《浮士德》，前后花了60年时间；而马克思撰写 《资本论》则参考了1500种著作，前后花了40年时间，而最终完成的也只有第一卷。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真正的思想和思想家都不可能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中产生。
（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