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常宇是浙大计算机学院毕业的副教授，而他布满电路板的办公桌是在紫金港西三教学楼的文化遗产研究院。这段时间，他常常会开着一辆破旧的白色吉普车往西行驶，穿过一片荷叶莲莲的湿地，停在西区一幢两层楼高的房子前。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浙江省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研究基地。
基地落成不久，就“收留”了许多各家文物单位“送”来的宝贝。桐庐一处新石器时代的玉石加工场遗址提取的一箱箱“土方”，小横山遗址发掘到的南朝墓群的石砖……它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今年是浙江省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区域创新联盟成立的第五年。作为联盟理事单位，浙江大学的科学家们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联盟秘书长鲁东明说，这些文物，是为将来考古与文物保护提供的“临床研究”案例。
———8米直径的钢结构网架，208盏LED灯和40个摄像头同时开启，雪亮的灯光向下聚焦，“登台”的不是大明星，而正是那些来自考古现场的笨重的木头箱子和砖石。“设计师”刁常宇把这个系统起名为“天眼”，能非常智能的记录考古挖掘的全过程。再过几天，这些木箱子将逐个被打开，在“天眼”的全程跟踪下，文博单位的工作人员将和浙大的科学家们进行一次室内联合考古。离“天眼”五六米远的一个小房间则被设计为抢救文物的“急诊室”，一旦现场有文物出土，可以马上转移到此处，采用无氧保存等一系列手段，避免让文物‘花容失色’。”
“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文物就像一个个‘病人’。我见过考古现场出土的几千年前金灿灿的稻谷，但在博物馆，人们只能看到黑漆漆的模样。因为它们在遇到空气的瞬间就被氧化了。”鲁东明说，自从介入科技考古这一领域，科学家们的思维与工作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技术的“搬运”，到在考古的一线“找回”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再到建立一个各种技术研发与试验的大平台，形成数据的积累，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基地，是一个成果，也是深入合作的试验台。
浙江地处南方，潮湿多雨的环境对有机质文物现场考古带来很大挑战，科学家们希望探索出一些检测、分析、提取和记录等新技术新方法，“有了这些‘病例’，我们就可以针对考古遗址发掘现场文物保护问题，通过技术手段的辅助，和文保人员一起探索有机质文物现场抢救性保护、室内清理全程记录与最佳保存环境重建等方面的关键难题，为更多的考古行动提供技术支撑。”刁常宇说。
不到基地，也许无法体会什么叫文物再现的“极致”。刁常宇和他的团队，把敦煌莫高窟220石窟原模原样复制到了这里，连墙面剥落后暴露出来的黄泥与麦秸秆都“纤毫毕见”。手工开凿的洞窟形制并不规则，墙面起伏不平，科学家们通过高保真数字采集和三维模型重建，完全逼真呈现。“220窟是初唐时期一个典型的洞窟，里面的造像和图案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真正的洞窟内光线常常很微暗，而在这个复原的洞窟内，想看哪个部分都可以看得很仔细。”文化遗产研究院专门从事石窟寺考古的李志荣老师不止一次来到这里，每次都要趴在墙面上仔细地看。
刁常宇老师最早与敦煌打交道是在十年前，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敦煌莫高窟。“第一次和第二次，敦煌壁画数字化对我来说只是一项工作，扛着设备去，任务完成了就走。而第三次去，就忽然被石窟造像吸引住了，希望在石窟里多待一会再走……从前，我们总是站在技术的角度，向人文研究专家推送新方法，说服他们去用。最近几年，我们转变了工作方式，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把技术变成文科的研究者称手的工具。”刁常宇说。
（文 周炜/ 摄影 张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