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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一流的事”驱动一流学科建设

浙江大学工学部主任陈云敏教授访谈

发布时间:2015-12-18来源:浙大新闻办作者:欣文 周炜浏览次数:62649


    编者按:
11月5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战略举措。“双一流”,既是国家高等教育的战略指引,也是浙大自身发展的至高导向。本网推出“迈向一流 学科系列访谈”,选取浙江大学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学科,回顾学科的发展历程,剖析学科生长过程的共性、核心问题,呈现学科从追赶到逐步走向一流的过程,展现浙大人的思考、探索与努力。
    
    
“一流的事”具有两大属性
    
    
记者:今年10月,《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布的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浙大工程类专业名列世界第4位,仅次于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您如何看待这一排名?
    
    
陈云敏:这个排行榜上,浙大去年的排名是第八,今年是第四,这说明浙江大学的工程学科发展很快。但究竟是不是世界第四?不是绝对的。不同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不一样,在这个排行榜上是第四,在其他排行榜上则并不一定。
    
    浙大工科目前的排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发展与它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有联系的。浙大工科最早可以追溯到创办于1911年的浙江高等工业学堂,设立了机械科和染织科,后来又有了应用化学科、电机科等。1927年,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成立,相关的工程学科改组后成为工学院,下设航空系、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和电机系,各系下面有不同的分组。我们目前公认的浙大工学部的前身,一般就从1927年设立的工学院开始算。之后,在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西迁办学时期,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及“四校合并”以后的各个发展阶段,工程学科都在发展,并且在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最近,我们工学部的9个院系正在对学科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最重要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浙大的工程学科,究竟做了什么?对当时的工程技术科学的贡献是什么?有哪些先进的仪器、测试方法是浙江大学提出来?这样的挖掘和梳理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通常都是学校的宣传部门在做这样的史料挖掘工作,为什么学科要做这件事?
    
    陈云敏:
浙大为自己树立了建设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哪些“一流的事”,是很多人会关心的。比如,李约瑟曾说浙大是“东方剑桥”,我们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能否清晰地解释我们与“东方剑桥”相匹配的贡献?那个时期,浙大到底对科学与技术做出了什么贡献?这样的内容,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都很愿意去了解。
    
    有人说工学在浙江大学是“长兄”,也有人说是“脊梁骨” 。“工学”宝库里的硬通货是什么?比如双水内冷发电机的故事、单晶硅的故事,盾构,石墨烯……我们如数家珍,一流大学的伙伴马上就会认同。当我们讲完这些故事,我们再说李约瑟曾经说过我们是“东方剑桥”,这就比较有意义了。
    
    当然,这件事需要宣传部门的支持,但是,我们每个院系如果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家底,不清楚我们的前辈曾经做了什么,我们也就不会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究竟是怎么样的。
    
    更关键的是,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思考工学的精神财富是什么。我还有一个设想,学校能否建立一个浙大工科博物馆,把浙大研制的仪器,提出的测试方法,还有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陈列起来,这样,文化就有了载体。
    
    
记者:围绕“一流的事”去梳理过去,并形成当下学科发展价值导向,是这样吗?
    
    
陈云敏:在US News的排行榜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二。事实上,MIT一直是我们推崇的典范,很多做法给予我们启发。诺贝尔奖到目前为止颁出了800多个,MIT教师获奖者有80多个,相当于所有诺奖的十分之一。要知道,麻省理工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得到那么多诺贝尔奖,说明它的基础研究做得也非常卓越。
    
    另一方面,MIT的工程科学确实非常强,在工业界有很强的影响力,全球有800多家一流企业,例如波音、BP这些公司都与MIT有十分紧密的合作。在师资比较有限的情况下,能把基础研究做得很好,又在工业界很有影响力,它就一定有一些重要的内涵存在。
    
    我们发现,MIT做了很多堪称“一流”的事。比如,青霉素的首次化学合成、阿波罗空间计划惯性导航系统、高速摄影、微波雷达、磁芯存储器、生物医学假肢器官等,都是MIT的办学史上诞生的一流的事。
    
    这些所谓人类历史上“第一”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一是有非常强的社会需求。二是,解决了重大的科学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两点理解为是所有的“一流的事”的两个属性。当一个科学技术的发明,是把社会的需求与重大科学问题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一件 “一流的事”。这件事做好了,波音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就会找上门去,诺贝尔奖也会肯定它的价值——一流的事的两个属性就有了,高度也就有了。
    
    强大的社会需求是工程学科的特点。如果社会发展没有进入到城市化阶段,就不会需要高楼,那么去研究怎么造500米、1000米高楼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有强大的社会需求的事,却不一定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我们必须为学科“一流的事”确定一个价值标准,我认为就是以上这两个属性.
    
    
改进评价,导向做“一流的事”
    

    记者:这对我们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程学科有什么启发?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做法?
    
    陈云敏:
浙江大学的工学发展到现在,应该学习MIT的理念。关于怎样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程学科,我们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做“一流的事”。“一流的事”的内涵,就是既要有重大科学问题,又要有重大社会需求。
    
    近几年,工学部进来了不少年轻人。今年教师晋升教授提交的评审材料有了点变化。我们建议教师在对个人学术成果的阐述中,把对科学问题的解决和技术问题的解决连贯起来,在价值导向上引导教师既要关注重大科学问题、又要考虑对接社会需求,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形成一条线。既不能做完基础研究后发篇文章就完了,又不能只做纯粹的技术开发。
    
    我们进行学术评价时,应该有一个评价标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工程应用连成一条线。就像一个人穿衣服一样要穿出品味,一个教授也必须有自己的学术品味和追求。
    
    
记者:在进行具体学术评价时是怎么做的呢?
    
    陈云敏:
有一段时间评职称,主要看申报材料中的论文,发了多少文章,有多少个发明专利,得过几个奖等。论文体现的是基础研究,专利体现的是技术研发,获奖情况则能反应出工程应用的情况。
    
    但是,这三个要素有可能错位。所以,我们提出,在递交教授评审材料时,除了这些指标性的素材之外,还建议老师把限3000字以内的“主要学术成绩、贡献、创新点及其科学价值或社会经济意义”写成一个“科学故事”,用文字描述成果。要能表述出你做的这件事既有重要的科学问题,又以这些科学原理为基础,做了技术上的发明和创造,然后又解决了工程实际问题。这样,评委就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你的研究状态,是不是形成了一条线。今年工学部一共有20多位教师申请正高职称,希望每人都能递交一篇这样的“述职”。
    
    这样的导向在理念上慢慢被教师接受了,他们就会在日常选课题、作研究时会体现出这样的理念。我相信,客观来说,这是符合学术健康发展的。“一流的事”它一定是原创性的。就像屠呦呦拿了诺奖,她做成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她巧妙地用了乙醚去提炼青蒿素,同时也证明了青蒿素对疟疾很有效果。
    
    我们不能够拘泥于你把技术问题解决了,而是更要知道这个问题后面的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是什么,然后把科学原理解决了之后,再去做技术,对技术的认识会更深,做得就会更精细、更完美。
    
    一个人发表一篇文章,如果文章中提到的现象最先是他本人发现的,那还不错。但如果是其他人先发现,你只是在它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理论上也没有太大突破,然后你又不去做技术研发,这个文章的作用就非常小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评价,就是要评价这三个东西连成一条线的事你做了几件,事实上,不需要几件,只要做成了一件就已经很好了。
    
    当然我们也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要做成一件这样的事,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记者:那从工程学科整体的发展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些国际大学排行榜?
    
    
陈云敏:目前国际上的大学和学科排行榜主要有五个,USNews,THE,ESI,QS,和上海交大的排行榜。我认为,没有必要过于在意排行榜上的指标。浙江大学的工科要实实在在地去提升学科的真水平。作为不同层次的决策层,要有学术品味和进行评价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知道了什么叫做一流,才有可能做出一流。
    
    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去思考什么叫一流。如果我们在思考和讨论事情的时候,只着眼于争资源,那是土豪模式。我很认同清华大学的一项做法,他们提出,要争一流,管理人员首先要一流,管理决策层是落实资源和评价的。管理决策层的水平上去了,学科整体的水平也会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记者:浙大工程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在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怎样应对这样的挑战?
    
    陈云敏: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引进不来一流的老师。其实现在引进的老师,与美国的州立大学的新教师的水平比,不比他们差,甚至更高。我们要做的,是要在这里为他创设一片小环境,能安安静静地做学问,使他能够扎根往正确的方向去走。否则,引进来的花谢了,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期待更为科学化的人才引进方式。比如,要更多地考虑从学科自身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人才队伍的架构,需要什么方向的新鲜血液加入,来了之后能否提供充足的支持。并且有所侧重,避免不同学科之间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在“拼”量的时期是有优势的,它能调动每个“细胞”的活力,但当拼“质”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记者: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我们从数量向内涵发展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己决策体系是不是完备?
    
    
陈云敏:对。比如说每一个一级学科,它下面都有二级学科或者研究方向。比如我们土木有六个方向。这其中有两个方向能做到世界一流,浙大的土木就是世界一流了。管理决策层应该清楚这一点。
    
    所以学科要发展到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管理体制的建设是很重要的一环。要有这样的理念,然后慢慢迈向一流。一流还是要靠教授做出来的,但什么样的教授去做,做什么东西,是要去引导的。
    
    
一流学科发展必须有一流的教学
    

    
记者:在培养工程学科未来人才的方面,怎样体现“一流的事”的导向?
    
    陈云敏:
我曾读到过一个故事:有一项任务,测一座塔的高度。麻省理工的学生马上驾着梯子去测到了高度;普林斯顿的学生首先去证明塔是否存在,存在了才有高度;而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同学则给了管塔的人10美元,就问到了塔的高度。这个故事是在说,不同学科培养的人才,应具有不同的属性与特征。
    
    工程教育就是培养踏踏实实去“测塔高度”的人,当然不是光光会“测塔高度”,而是要适应各种工程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的履历,特别是履历中所接受的课程教育,能够很直接地体现他的“属性”。
    
    
记者:那么您认为工科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陈云敏:
我认为清晰地梳理工程教育中课程体系的层次是非常重要的。工科学生课程体系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作为大学生的课程;第二,作为工程学科学生的课程;第三,工科具体专业的课程。其中,第二个层次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现在剑桥大学所有工程学专业的学生都要学电路设计,工学院认为这是工程学专业的通识课程。我们请来的一位国际知名教授,他就强烈倡导土木的学生也要学电。
    
    在课程体系设计中,我们要认真考虑哪些是工程学科学生必须掌握的“通识”。学生少学一门专业课关系不大,在日后他可以在工作和学习中补;但如果没学过电路设计这一类型的“工科通识课”,后面就很难补,他在知识结构上就缺了一块,这样的人才就是有缺陷的,将来想成为大师是很难的。
    
    工程学科要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它培养的人也一样。这种适应性恰好就体现了一流大学的特质。比如技校、职高就可以只教操作性很强的专业技能。而浙大要建设世界一流,必须要在课程设置上体现这种前瞻性。所谓一流的大学,它的教学计划必须是一流的。不光是教师研究的课题是前沿的。因为教学计划决定了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毕业生的“属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具体来说,您认为当前工程教育中最需要加强的是什么?
    
    陈云敏:
工程学科学生最重要的能力是设计能力。学生所学的所有知识通过设计作用于产品,创新也是通过设计来实现的。
    
    我们在工程教育中要加强设计能力的培养。从学生本科一年级开始到四年级,设计的方式和对象可以不一样,有所递进。一年级可以做通识的设计,四年级做更加专业化的设计。在剑桥大学,所有工程学科专业的学生在一二年级是上同一门设计课程。
    
    我曾问过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英国的学生好在哪里?其实我是想知道,他认为中国的学生弱在哪里。他说,英国本国学生在做需要探索的事情方面比较强;中国学生擅长对已有知识的掌握,以及做有唯一解的事情。我们的课程体系需要增强对学生设计能力的训练。我们知道,出题目比解题目难,探索就是要学生自己出题目,自己去解。而我们很多课程还停留在给出标准答案的阶段。
    
    (欣文 周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