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至1949年这5年间，我在浙江大学求学，经历了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返杭的浙大办学历程。
    
    请学生吃“闭门羹”
    
    那时浙大一年级新生集中在贵州湄潭县附近的一个小镇——永兴镇，而大二学生，理、农两学院的同学都聚集在湄潭县，教室与寝室都是新建的简陋平方，坐落在湄河旁，环境优美，是读书的好地方。
    
    1945年上学期，我们聆听张其楷博士的有机化学课，听得十分入味，一学期下来记了厚厚一笔记本。期考之前，一位同学向老师提出给一个复习提纲。张老师听后严肃地说：“你们不是小学生，是大学生了，还要我给复习提纲？我这里没有这个规矩，这提纲你们自己去写吧！”
    
    同学们吃了闭门羹，都哑口无言。这件事让我们深深懂得了，读书贵在自觉，没有“讨巧”的余地的。
    
    “我不能改”
    
    1945年，在湄潭听王琎教授讲定量分析课。他用普通话和英语专业名词相间讲课，而且习惯头也不回地边讲、边写、边擦。我记笔记没法跟上，终于鼓足勇气向王教授提出，要求讲慢一点，便于记笔记。王教授笑着说：“我讲课是有计划的，再讲慢就完不成讲课计划。我不能改了，你自己改！你该早一点到教室找个好位置听课。”他还建议我到图书室借本定量分析的书，要提前预习。
    
    听了老师的一番话，我豁然开朗，就去图书室借到了一本定量分析（英文版的）。也真没想到在那个穷乡僻壤里，藏着那么多中外文教科书与参考书，难怪外国友人来参观后把浙大喻为“东方剑桥”，真是名不虚传。
    
    “分数不能多给”
    
    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了杭州，定性化学实验是在老浙大阳明馆底层的实验室做的，由朱秀昌助教掌管实验事务，丁绪贤教授监督指导。
    
    整个学期共有十多次未知元素的测定实验，我只有一两次是95分，其余的每次都是100分。但是，学期结束后的成绩报告单上只有65分，我看后判定是助教把分数搞错了，便理直气壮地拿着成绩单与平时打着分数的实验报告单直奔丁教授寓所。丁师母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为我泡了杯茶，要我坐下来歇歇气。片刻后，丁教授笑着问我是否为分数问题而来？他说：“分数都没有打错，全班只有一个同学70分，五六个65分，其余的都是60分。” 他接着解释道：“你们的unknown分析是在蒸馏水中投入各种未知元素，如能分析出来，说明你们具备了知晓分析的步骤与方法，可以打及格分。但在实际工作中的样品不会如此简单，其中会有泥浆、有机杂质等，难度会大得多。你们中间有的同学会经常提问，有的问得有一定深度，就多给5-10分。分数不能多给、乱给，给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会把分析看得简单容易，你们就不会下功夫去深入钻研了。”听完丁教授的解释，我对他顿时肃然起敬了。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自来水厂从事水分析与水处理工作。当时地质部门在杭州挖井取水，数百口井的水质要求做全面分析，我在大学时的定性、定量分析有了用武之地。经过艰苦的工作，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且，我在1956年倡导的自来水氯胺消毒工作法还在全国得到了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