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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求实是一条文明之路

发布时间:2020-11-30来源:浙大新闻办作者:0

编者按: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指出,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引导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对引领研究生走好学术道路、塑造价值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浙江大学历来重视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在已有“求是导师学校”的基础上,构建了《导师说》这一导师培训和导学互动平台,旨在通过对优秀导师的专访以及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互动交流,贯彻落实“四有好导师”(有立德树人之心,有探索创新之能,有追求卓越之志,有担当使命之勇)工作理念,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促进和谐导学关系的建立,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导师说》第一期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泽三位优秀导师,他们分别结合自己的生活、科研经历和切身体会,对广大青年导师以及研究生提出了宝贵建议和殷切希望。

求是、求实是一条文明之路

——张泽院士访谈录

张泽: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君英: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张院士好!今天我特别高兴能有机会来拜访您,今天的主题词是“导师工作”,想请您谈谈当下我们如何做导师。我发现您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叫“欣赏”。2015年5月15日,我特别荣幸地参加了在启真厅举行的浙大年度十大学术进展发布会。当奖项花落各家之后,您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叫《欣赏》。紧接着在2015年6月10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了您论述“欣赏”的文章,您指出欣赏是推进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请问您为什么特别强调“欣赏”的重要性?

张:关于我为什么会谈“欣赏”,有个小故事。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习的地方是一个小村庄,有一个大研究所,还有一个遗弃的古堡,有时会有音乐会。我第一次去听音乐会的时候,发现同样去听音乐会的同事们都西装革履。每演奏完一段,他们就会起立鼓掌,到了谢幕的时候,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鼓掌和致谢。演出者非常感动,因为别人对他艺术的欣赏,对他付出的欣赏。我对音乐不大懂行,但是那种欣赏的态度,我想无论是对演奏者还是对观众来讲,一定是终生难忘的。我作为一个外来人,更是感触极深。当时我就想:如果一个年轻人刚刚走入音乐领域,遇到了这样的观众,他一定会受到一生的鼓励与鼓舞。

实际上我们做学问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对于研究生以下的同学,可能还没什么学术经验,做的工作也不太完善,如果听到的都是批评指责,会非常打击士气。这时候非常需要欣赏。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之间,更需要欣赏。所以我当时在我们学术委员会的大会上就强调“欣赏”,是因为大家的领域都不一样,数理化天地生,机电土化,很难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但是对于科学自身的奥秘,特别是对于技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大家的理解是共通的。所以学会相互欣赏,如同观众对演奏者的欣赏,非常重要。对于研究生导师来讲也非常重要。学生初出茅庐,刚走入社会,你对待他的方式可能就是他以后对待别人的方式,你对他的影响可能就是他以后带给别人的影响。我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回忆起昨天的事情,想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导师当时带给我们的,包括严谨的态度和直白的作风。不同的导师,不同的师门,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大一样。

梁:您说,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把欣赏这个重要的品质落实到平时指导学生的过程当中?

张:我刚才也提到,欣赏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科学界特别强调“求是、求实”,尊重客观和自然,追求客观规律,只有在这个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下才会形成欣赏。我们材料系建系40周年的时候,曾经让我题几个字,我当时写了一句:求是是一条文明之路。务实则是能够兴旺事业的一个根本。所以求是和务实非常重要。作为导师来讲,带学生也要秉持这种态度。不管在哪个学科,只有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秉持求是务实的态度,才能做科学。要想做好工作,一定是扎扎实实的。

梁:我还在《浙江日报》读到过一篇采访您的文章,标题我特别喜欢,叫《科学家张泽的人生遇见》。采访中您讲到了您的导师郭可信,是不是您选择来浙大跟他有关系?

张:有关系。因为他是浙大的学生,抗日战争期间的浙大。当时浙大从杭州颠簸流离一路西迁,最后到了贵州遵义的一个小县城,叫湄潭,我觉得那是浙大凤凰涅槃的地方,而且那个时期对于浙大来说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尽管从政治经济环境角度来讲那是一个灾难性的历史,但也正是那种逆境成就了一大批浙大人。当时有像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等一大批的学界精英,还有李政道。后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从湄潭走出来的好像有26位老师和24位学生成为了院士。现在的年轻人可塑性和求知欲非常强,跟什么人、走什么路、做什么事,非常关键。你在科技人生中走了一大圈之后,最后可能最怀念的还是那个乡愁—就是你博士生时候做的事。你们将来可能也会在转了一大圈之后,觉得那时候的东西最珍贵,那是人生初见。到过科学殿堂,走过科技生涯之后,回头想想刚开始做研究的感觉,那就是乡愁了,而不是过客。

梁: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的感觉应该一直美好。谢谢您对于第一个关键词的分享,就是您一直在强调的欣赏。您讲到师生之间的相互欣赏是基于秉持共同的求实态度和求是学风。您那篇关于“欣赏”文章的题目是《学术欣赏推动科学进步》。关于推动科学进步,近日习主席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国家发展远景目标建议方案中,提到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而且还强调要把科技的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请问张院士,您觉得我们作为导师在学生培养当中应该注意什么?

张:从个体细节上来讲,每个学生的喜好都不大一样。我带学生的时候,一般一开始会先问他们,你喜欢基础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有的学生喜欢动手,有的学生喜欢动脑,要充分发挥不同学生各自的优势。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一直不缺人文情怀。但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发展确实只是近百年的事情,确切地讲是改革开放后近四十年的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和核心力量,明白科教兴国、科技兴国的重要性。举个例子,疫情期间,当时刚推出健康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招挺好,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回到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我们要按照科技自身的要求,要求学科的交叉,要求文理的融合,要求军民的融合,要求产学研各方面相互结合,这才可能把科学变成技术,把技术变成工程,把工程转化为现实社会文明的进步。

我们今天谈创新和科技的核心地位的时候,需要明白,核心地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谈自立自强的时候,需要清楚,自立自强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痛点在哪里?深刻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从各个学科和各位导师的角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干好自己的事。如果每一个学科,每一位教授,每一位导师都干好自己的事,都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我想我们距离这个核心地位和自立自强自然而然就近了。

梁:谢谢张院士!刚刚我们讲到了创新的核心地位,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创新的。我注意到您是2010年2月26日正式加盟浙江大学,到现在整整十年。作为导师,您的团队成果辉煌,今年年初刚发表了一篇Science,去年您团队的余倩也发了一篇Nature,再往前几年,您的团队还有多篇这样的顶级学术成果,这说明您的团队在基础研究和科学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国际前沿。我想请问您,作为导师您是怎么带领团队实现科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张:创新这个词既包括科学上的发现,也包括技术上的发明,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东西。从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涉及到探索自然的奥秘。我在浙大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也不记得我们一共发表了几篇Nature和Science,但是这些论文代表了我们对于科学奥秘的探索和追求。做基础研究的,非常容易达到一点共识: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做到国际前沿。我们有基础研究,还有一大部分是应用研究工作。对于做基础的学生,不需要太多东西,你就给他们提供环境,提供支持,做一个学术的指引就够了。比如你刚才讲到今年年初我们发表在Science的文章:过去我们一直在关注晶体表面的原子排列,不同的排法会和外界有不同的沟通,比如说催化,催化相当于给别人提供一个沟通的媒介或者平台。在那个研究里,我们找到了一种特殊结构的氧化物,并且直接看到了这种氧化物表面上发生的分子层面的催化反应过程。直接看到就为深入理解机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样的研究是我们过去多年的积累,一步一步探索到现在。我们做显微结构,最终目标是做得更好,想要看原子层面,甚至看电子的态。如果要对这个研究过程有一个梳理或者管理,我的结论就是不要做重复的事,王教授做什么,余教授做什么,最好不要重复,而且别人做过的事情我建议也不要做。真正本事大的,一定是做自己的,要有自己天下无敌的一招,重复别人的工作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说,基础研究没什么太大问题。现在难的是真正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我更呼吁要关注这个问题。

梁:您说的正好呼应了我今天想问您的第三个问题。三天前,11月8日,您在桐庐正式以“村长”的身份开启了您的院士村。关于院士村的建设目标,11月8日的新闻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打造高层次人才研发产业集聚区”。您刚才讲的最难的点,应该就是您成立院士村的目标。除了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我相信院士村的梦想应该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培养核心创新人才。现在常讲的中国两个大局,一个是民族复兴的战略大局,一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我想请问您的第三个问题是,在这两个大局下,张院士您觉得导师应该如何把握育人方向?

张:我想强调,一个是专业的素质,一个是事业的情怀,这两者都很重要。如果只谈专业的素质,发文章,搞专利,这些都是对的,都无可厚非。但是专业素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需要关注自己的高度。我有一个小故事,是前两年我去新疆的感受。我去过新疆好多次,戈壁沙洲,大漠孤烟。两年前我从伊犁过去,走天山山脉,突然走到一个地方,叫纳拉提草原,自然之美,美到不可思议。按照地理经纬度,那儿应该是戈壁,应该是大漠,但为什么会美若天堂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回来后写了一首打油诗,整个诗的含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高度决定一切”。在海拔超过2700米之后,这个地理环境中含水汽的气流在那里养育了仙境一样的草原,纳拉提草原。

高度决定一切,做科研实际上也是如此。如果仅仅是为一己之利,发文章,升副教授,再发文章,升教授,再评杰青、长江,那又怎么样?即便当上院士又怎么样?仔细想想,当国家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时,没有大家哪有小家?我们的科研经费投入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大的量,跟国家的实力密切相关。我们需要主动思考,怎么样才能够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有所贡献。这件事情不仅要有专业素质,也要有情怀和担当。前几天杭州市委市政府征求一些院士对“十四五”规划的建议,我给的一个提议是在杭州这个天堂一般的山清水秀之地,搭建一个产业链顶端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研发中心。你看德国、法国、英国还有美国,它们最有影响力的、对推动社会文明贡献最大的大型研发中心,往往都在山清水秀之处,灵感一定要有相应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北京上海没有,而杭州有。这就是我们在桐庐院士村试图做的事。

梁:您强调在两个大局下我们要重视两点:一是专业的素质,二是事业的担当和情怀。您刚才用纳拉提草原的故事,说明认识高度的重要性,这个高度可能更多的是担当和情怀,而同时它也将专业素质串联起来。那您认为专业素质方面还有其他具体的要求吗?

张:有。国家现在要求把科技创新放到发展的核心地位。专业素质本身需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改变。举个例子,我们的航空发动机之所以还不够好,有千条万条的理由,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最核心部位的材料不给力。为什么不行?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材料的性能提升,跟它里面的原子排列方式,跟它各个相之间的界面都直接相关,而理解到这个程度的厂家几乎没有。这不怪人家,工厂是造产品的,这么基础的东西也不是它的任务,但是这样一来我们的专业链条就断掉了。所以,一定要打通产学研。严格讲,科学的划分是我们人为造成的,自然事物本身并没有这种划分。太阳从东边出来,它既涉及天文,涉及地理,也涉及气象,还涉及其它学科。不能只从天文学的角度去看太阳升起,也不能只从地质学或者气象学去看,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同样的,材料上不去,也是整体问题,需要知道怎么协调各方,从而真正去解决“卡脖子”问题。

梁:您说的确实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您领衔的学术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努力推进这件事。10月27日,《光明日报》专版报道了我们学术委员会的调研报告《学科建设与产业创新良性互动》,正说明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我想请问您,在这个系统工程中,从导师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去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情怀和担当?

张:要做好各自的事情。导师也分大导师和小导师,三四十岁的年轻教授带学生,能做很多具体的事情。那些求是特聘教授或院士们,相当于带着一个学科。具体事情相对容易做,但是再往上,怎么把国家的需求和自己学科的发展和追求结合起来,这应该不是小教授们能做得到的。至少就工科而言,我强调大教授,学科带头人,要有担当。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之所以有今天的盛世,没有担当是不可能的。没有当时的小岗村,没有当时像步鑫生那些人,我们今天也许还挣扎于温饱问题;没有担当,中国今天的飞速发展是不可能有的。担当就是一定要破除一些当时环境的桎梏,甚至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当今环境下,有些问题靠别的办法很难解决,更需要有这种担当,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的担当。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地理位置,有的是沙漠,有的是绿洲,高度不一样。

梁:谢谢张院士!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五年前,我坐在启真听您的朗诵,我记住了“欣赏”,我仿佛看见了满天的繁星;五年后的今天我坐在您面前,我看见了美若天堂的纳拉提草原,我记住了“高度决定一切”。谢谢您!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如果请您用一句话寄语青年导师,您会说什么?

张:求是、求实。

梁:非常感谢您。

(文字整理:贾海波、梁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