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国社科界发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号召。十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5·17”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成效卓著。

站在“1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在浙江这片改革开放与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前沿热土上，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团队深耕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领域，生动演绎了一段扎根中国实践的“浙江社科故事”。团队秉持客观真实描摹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态度，以原创性的“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在构建国家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中交出了一份饱含求是精神与家国情怀的理论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其丰富的基层治理探索与创新，为社科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最鲜活、最真实的样本。

求是之路，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前行

个人的命运总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华夏大地，让广大青年有了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机会，陈国权教授亦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怀揣着投身工业现代化的梦想，报考了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然而，时代浪潮将他推向了另一条赛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越来越多的社会新现象、新问题引发了他的关注和思考。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逐步恢复重建，进一步推动其研究兴趣从机械工程领域转向社会科学领域。在取得工学学位之后，他先后获得了第二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1985年他进入原浙江大学哲学系从教，开始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并积极推动相关学科的建设。1987年，浙江大学设立行政管理辅修专业，1993年招收第一届行政管理本科生。陈国权教授全程参与了行政管理专业的申报和建设，并自此扎根于公共管理领域耕耘四十余年，见证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科从初创与国内头雁方阵的成长历程。

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裹挟着机遇与挑战，推动着他在新开拓的领域中不断前行。1990年，国家监察部浙江大学教育培训中心（后更名为中纪委监察部杭州培训中心）成立，陈国权教授在中心从事教学及日常管理工作。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极深。在与各地纪检监察干部长期交流中，他得以近距离触摸中国权力运行的真实肌理。21世纪初，陈国权教授负责浙大MPA中心工作，学员大多是来自党政机关的干部。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他愈发感觉到，西方书本中的理论与中国现实往往大相径庭。这些理论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情境，难以准确解释中国现实土壤生长出来的社会问题。他意识到，如果简单地把这些理论直接应用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必然无法触碰中国之治的本质。作为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探寻中国之理，吸引西方的科学理论，用实践检验理论的真伪，着力构建兼具概括力和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学术攀登，把学问做在中国大地上

西方理论对中国之治日益扩大的解释困境，驱动中国学者从西方话语的“搬运工”向中国自主理论建构者转变。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党的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陈国权教授清醒地认识到，要回答这一难题，必须立足中国大地，沿着“现象观察—问题提炼—概念创新—理论构建”的研究进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前行。

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是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横向制衡，它扎根于私有财产制度和议会民主传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陈国权教授团队发现，在任何实际运行的政治体制中，权力运作都包含决策、执行、监督三种基本功能，这三者之间分工协调与制约监督的不同安排，造成了西方权力运行制度与中国权力运行制度的分野。中国的权力结构更加注重三者之间的分工协调，与西方的政治性分权存在着本质区别。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陈国权教授团队将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三分称为“功能性分权”，进而深入探讨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制度逻辑。

2010年，他第一次以首席专家身份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此后2014年、2018年、2022年，他又连续三次在相关研究方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每一次立项都是理论的一次深化；每一次结题都是下一轮追问的起点。在一次次的深化和追问中，功能性分权理论也不断完善，得到了学界业界的认可。

破题立论，解析中国治理逻辑

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当陈国权教授向理论深处探究时，必然会遭遇更为根本和复杂的挑战。想构建起可以解释中国现实，并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就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国家权力的主体是谁？中国的“政府”到底是什么？

西方政治学里的“国家”（state）指的是具有权力至高性且对合法暴力垄断的组织，其核心是公共管理主体——政府。然而在中国，各级党委与政府共同构成公权力的核心主体。在研究中国公权力体系时，如果把中共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和乡镇党委这些地方党委排除在外，那这套分析框架与中国真实的客观实践是脱离的。与此同时，如果用西方“政党”的概念去理解中国共产党，就会对中国的政党和政治产生误解。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党委全面嵌入国家治理体制之中，而非像西方政党一样，典型功能是组织竞选、争夺政权。

针对当代中国执政党与国家公权力机构高度整体化特征，陈国权教授原创性提出“广义政府”概念，认为当代中国真实的公权力主体是由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机构与国家性质党组织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所谓“国家性质党组织”，主要指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包括省委、市委、县委和乡镇党委）。“国家性质党组织”事实上也履行公共职能、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与宪法上的国家机构融为一体，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主体。“广义政府”兼具政党属性与政府属性，而这种“一体两性”的特征正是理解中国治理逻辑的关键。

广义政府理论力求揭示当代中国真实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提炼出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标识性概念，致力于解决既有政府理论偏离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问题；以创新性思路重构中国公权力体系的研究路径，构建了兼具前沿性、系统性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该理论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正如景跃进教授在《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一书序言中所说的，“‘广义政府’更换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大厦的基石，对政治学和法学的知识传统提出了结构性挑战”。

笔耕不辍，为中国之治贡献智慧

2026年是陈国权教授在浙大求是园求学、从教的第四十八个年头。半个世纪的春华秋实，他始终将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的发展需求紧密相连。“5·17”重要讲话发表以来的这十年，正是陈国权教授团队系统推进基础理论研究、结出丰硕成果的十年。团队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连续支持，连续出版了《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功能性分权：中国的探索》《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权力制约监督论》和《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等专著。三本专著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研究成果“广义政府理论：基于中国实践的国家治理自主知识体系”被评“浙江大学2024年度十大学术进展” ，“功能性分权理论”被评为“浙江大学2021年度十大学术进展提名”。

学术研究不止步于书斋，更在于回应时代关切。陈国权教授团队立足现实问题，围绕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等建言献策，多次获得相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与采纳，切实将理论研究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有益助力。团队的系列文章发表于《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等权威期刊，在多个学科领域引发广泛关注，让源自浙江的社科声音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产生回响。

从基于本土实践的伏案深耕，到学术体系的自信构建，“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的探索历程，正是这十年来社科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面向未来，陈国权教授团队将持续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真实图景，进一步深化完善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在新征程上，广大社科工作者也必将继续扎根实践沃土，带着对这片土地的真情实感，讲好中国故事、浙江故事，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源源不断的学术力量。

名家小传：陈国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求是科研岗学者，公共管理学、宪法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纪检监察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曾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四次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先后提出“功能性分权”“广义政府”等原创性学术概念，致力于构建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体系。出版《功能性分权：中国的探索》《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权力制约监督论》《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等学术专著，多次获教育部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研究成果“广义政府理论：基于中国实践的国家治理自主知识体系”被评为“浙江大学2024年度十大学术进展”，“功能性分权理论”被评为“浙江大学2021年度十大学术进展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