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要修炼道德操守，提升从政道德境界”“正确的政绩观指导我们正确地改造主观世界”。正确政绩观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意识，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只有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才能在把握好“两个结合”根本要求的基础上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文化自觉是正确政绩观的深层属性
文化自觉是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底座与本体支撑。政绩观作为领导干部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总看法，归根结底取决于其内心坚守的价值观。这种价值判断的深层土壤，正是文化。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文化土壤经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成。古语云：“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自觉”锚定“心”之归属，“正确”校准“行”之方向，二者是“源”与“流”、“体”与“用”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体现为一种深层的内驱力，从根本上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命题。文化自觉意味着将“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理念熔铸为领导干部的文化基因，化作无需提醒的政治自觉，从而使领导干部能在纷繁诱惑中把准“为民造福”的政治航向。这种统一也展现为一种高超的辩证法，科学地厘清了“潜绩”与“显绩”的关系。拥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干部能够跳出任期限制的狭隘视野，摒弃“政绩焦虑”，克服“短平快”的冲动，乐于抓“未成之事”。
焦裕禄与谷文昌，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光辉典范，其精神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于他们将“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的文化自觉融入“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终身叩问。他们的政绩观，既包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干担当，也蕴含“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的价值追求，更彰显“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文化境界。焦裕禄在兰考治“三害”，谷文昌在东山战风沙，他们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却创造了泽被后人的“潜绩”。他们不以任期内的“名头”为念，不为一时的“升迁”所动，宁可守住寂寞的“潜功”，也绝不盲从于浮华的虚名，展现出“技进乎道”的文化追求。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东山百姓“先祭谷公，后拜祖宗”，不仅是情感的朴素表达，更昭示着这样一则真理：唯有真心为民、实干担当，方能赢得人民敬仰。正确政绩观绝非孤立的执政技术或冰冷的绩效指标，而是经由文化上的“自觉”，将浅层次的政“技”升华为深层次的政“道”。
纵观历史与当下，那些政绩卓著、口碑长青的典范，本质上都是具备高素养的“文化人”。这种“文化”并非指学历文凭之高，而是一种洞察世事规律的通透、观照生命尊严的觉悟与抵御功利诱惑的定力。没有文化的支撑，人在长远利益与短期诱惑的博弈面前就会失去坐标，陷入进退失据的焦虑。政绩观的博弈，本质上是短期功利与长期价值的博弈，是急功近利与久久为功的博弈，是个人名利与人民利益的博弈。一个具备高度文化自觉的领导干部，能够在博弈中作出正确抉择，坚定地站在人民利益与长远利益这一边。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文化上实现高度自觉，才能真正对权力产生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不是源于对外部监管的惧怕，而是源于对历史兴替规律的认知、对圣贤人格的仰慕以及对百姓疾苦的体认。这种文化上的通透，让领导干部在政绩观的博弈中不仅能做“明白人”，更能做“掌舵人”，确保政绩航向不偏离民心轨道。
以文化自觉引领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方略
正确政绩观，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其树立与践行，离不开高度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政之道的深刻领悟，是对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人民立场的内在认同。以文化自觉引领正确政绩观，需将加强学习与对标典型协同推进。
一方面，在勤学善思中提升文化自觉。在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形势变化一日千里，若不学习便无从适应，若不思考则无以应对。为政者必须将学习与思考作为终身课题，在勤学善思中不断提升文化自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政如农功，日夜思之”，多读书，方能修政德。要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勤政为民的实际行动，时刻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以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过硬的政治素质，既不罔于自己也不殆于工作，干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另一方面，见贤思齐，向先进典型学习。学先进典型的精神，是“意志的自觉”。精神是政绩观的灵魂，它决定了施政的初心与底色。这种自觉表现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对勤政为民的深刻认同，以及在面对风险挑战时“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学先进典型的品质，是“修为的自觉”。品质是为政之德的微观体现。这种自觉表现为对权力的敬畏、对民心的体察以及在“小事小节”上的自律。学先进典型的方法，是“运用的自觉”。方法是成事的路径，它决定了施政的效能与成果。这种自觉表现为对客观规律的遵循、对科学决策的践行，以及在面对复杂矛盾时“牵住牛鼻子”的破题智慧。精神是旗帜，引领方向；品质是根基，筑牢底线；方法是桨橹，矢志前行。向先进典型学习，可学者多矣！
需要指出的是，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文化自觉，绝非陷入“文牍主义”的泥淖，亦非奉行“繁琐哲学”的虚功。我们强调的文化自觉，不是为了把领导干部培养成坐而论道的“文化大家”，而是要在学思践悟中铭记更厚重的从政情怀、更深沉的为民初心。它要求摒弃形式上的花拳绣腿，追求精神上的返璞归真，将文化的滋养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驱力，从而以高质量发展实绩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